科学被视为自由与独立精神的象征已经有好几个世纪了。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当认知世界所需要的科学产生时，作为当时圣地的寺庙和神殿也受到科学的影响。在中世纪，知识在修道院里可以不受世俗影响地产生、扩大、发展。在启蒙运动时期，科学随即带来了实验及其合理的科学发现。凭借实验办法，认知的过程变得透明起来。像爱迪生、博世罗伯特·博世（1861~1942年），博世集团的创始人，著名的德国企业家，工业时代的先驱之一。——编者注、特斯拉尼古拉·特斯拉（1856~1943年），世界知名的发明家、物理学家、机械工程师和电机工程师。——编者注、居里这样的名字，代表了研究的自由。
丹尼尔·克尔曼在他的著作《测量世界》中描述了这种西方科学家的经典类型，他们总是把教育启蒙的好奇和重点引导至新的彼岸。然而，在全球科学领域中，科学和科学家的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现在，他们不仅作为孤独的斗士出现，而且要投身于他们负责的国际合作中去。他们所需要的科学产物——科技，变得极为昂贵。现在，没有1000万美元是不可能建立一间合适的基因实验室的。组织和构造科学的大学研究所陷入了全球性的竞争领域，于是，科学研究越来越多地变为评估对象。在科学研究可能很快出现突破的情况下，出资人、赞助者、顾客需要进行评估。
韩国基因研究者黄禹锡多年来的对干细胞研究的成果全属造假的事件，或是物理学家卢西·塔利亚克汉争议性的“冷聚变”事件，都形象地说明了这种公共成果的压力。
在环境的影响下，时代的大恐慌就像一个巨大的诱饵，凭借它，人们可以钓到更大的鱼。气候研究提供了可供后人检验的例子。在气象学刚刚出现时，这个学科几十年来一直都相当边缘。最多只有军方会对研究项目感兴趣，除此之外，气象学家作为守旧者（“谁会一直发表错误的观点，还仍然不停地发出预报呢——那就是气象学家！”），他们最多只是作为天气新闻中的出镜演员，期待着可以被成功发现。
最先是臭氧层空洞，最终是全球变暖，气象学家从灰姑娘的阁楼里解放出来了。现在，每个人都想往这个领域投资或从中赚钱，保险公司、政府、联合国组织、发展机构、媒体……巨额的资金被花费在南极臭氧层空洞、卫星计划以及雄心勃勃的计算机模拟项目中——气候经济无休无止地嗡嗡吵闹着。
依靠野心与雄辩，慢慢增强的恐慌感给科学家提供了一个从学术夹缝中爆发的好机会。现在哪里有桌椅，哪里就有访谈节目的沙发在向人们招手致意。每一次发生恐慌，无论是食品安全、气候灾难、战争冲突，还是社会危机，都会出现雄辩的前沿专家，他们开始撰写一系列著作并且变身为“超级专家”。作家、制片人、诗人、讽刺作家和音乐家被一同卷入到这场闹剧中。凭借描写气候的震撼性小说《后天》，罗兰·艾默里奇拍出了一部成功的电影作品。基于普遍的“地球正在与邪恶的人类抗争”的情绪，弗兰克·施茨廷写出了一本畅销书，描述了海洋生物联合起来对抗“寄生的人类”的故事。
然而，无论何时，只要末日论的爆发曲线处于上升状态，闲职就不会减少。于是，第二件令人极为反胃的事开始了：专家的争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