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奇怪的是，即使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这种下降的趋势（以及投票率的下降趋势）依然有增无减。教育通常会提高公民参与度，但是力度尚不足以打击孤立的个人主义的快速成长，更何况就像某些心理学家所说的，教育的力量不如“腐蚀美国公民生活的社会毒素”强大。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在其著作《独自打保龄》（Bowling Alone）中着墨最多的，就是记录这项趋势并尝试厘清责任归属。他的数据指出，公民参与率下降，有10%是因为工作压力增加（尤其是双薪家庭），另外10%可以归咎于郊区化，（如果你每晚要花一个小时开车回家，怎么可能有时间去带童子军？）另外25%主要是因为电视以及其他新科技使娱乐走向个人化。但是帕特南认为这种破坏有一半是因为“代际变迁，美国年轻人不愿意花时间在他人身上以及追求非金钱的社会目标”，也就是走向我称之为的“高度个人主义”。连美国军队征兵的口号也变成“一人军队”（An Army of One），和以往战友兄弟情的观念形成对比。
美国人完全赞同个人主义的想法，55% 的30岁以下的美国人认为他们最后一定会成为有钱人。如果会成为有钱人，你还需要其他人吗？你可以看到日常生活中所有组织机构的堕落，只为一己私利所造成的政治结果。美国曾经是地球上最健康的国家，现在却排在第27位，低于所有西欧国家，甚至落后于塞浦路斯和哥斯达黎加等国家。美国的公共教育系统曾经为各国所羡慕，如今国民基本识字能力却落后于18个发达国家中的12个；美国15岁的青少年有16%低于标准学历基准，而日本和加拿大分别为2%和5%。现代环境保护论源于美国，美国首创了国家公园和空气清净法等事物。但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得出的一项指标发现，在环境的可持续性上，美国在142个国家中排第51位。美国监狱在押人数比例最高。在高速公路和桥梁等公共设施建设上的支出开始减少，公园和图书馆关闭的比新开的多。《经济学人》最近试图将所有这些衡量手段归纳成单一的生活质量指标，根据该指标，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落后于卢森堡，但整体生活质量却只排在第13位。而且那是指现在，以后还不知道这些趋势是否会有好转的希望；对高度个人主义的生活而言，“未来”无论如何都不在目前的考虑范围内。
美国人对这种高度个人主义的信仰，让他们容忍甚至颂扬不公平，而且情况已经严重到闹剧和悲剧兼而有之的程度。贫富差距没有引发疑虑，反而受到颂扬；受益者往往被认为是人们的典范。在1973年，大型企业首席执行官的收入是普通工人的35倍；现在则变成200倍。记者吉姆·拉德纳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某个时候，我们的经济开始……将大部分奖励给予已经拥有最多的人们，结果造成收入和财富集中，其程度不仅高于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水平，也高于全球其他任何国家。”进一步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但没有变得富裕，而且生活更艰难。
美国人大多很难接受这种情况，我们一直以为美国傲视全球。2003年，时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格林斯潘对国会就美国经济状况发表一贯迂回的证词，习惯受到礼遇的他，在受到佛蒙特州议员伯尼·桑德斯的质疑时，一定颇感惊讶。桑德斯说：“我想你不知道现实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提出贫富不均和缺乏安全保障方面的统计数据。而格林斯潘的回答让我们哑口无言：“各位议员，我们拥有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
桑德斯回应道：“错，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生活水平更高。”的确如此，个人主义没有那么盛行的地方，比如其他许多欧洲国家和日本，生活水平也比我们高。
格林斯潘一度为之语塞，最后他说：“我们在同等规模的国家里生活水平最高。”这倒是真的，因为地球上人口比美国多的国家只有中国和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西则排在美国后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