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们很难想象群体生活的样子。现在，我们对于记者所报道的凤凰城外大受欢迎的巨型教会的场景已经习以为常：得来速拿铁小卖部、甜甜圈，以及关于“‘生活成功原则’的布道，比如如何教育小孩、如何达到专业目标、如何投资理财、如何减少债务等”。（星期日，教会会提供X-box游戏机让做礼拜的孩子自己玩。）或者想一下最近一周的基督教畅销书排行榜。每出现一部像里克·沃伦的《标杆人生》（The Purpose Driven Life）那样具有挑战性的著作，就会有两部像美国超大型教会牧师乔尔·奥斯汀所写的《活出美好》（Your Best Life Now）那样的书。该教会最近在休斯敦买了一座拥有1.6万个座位的棒球场进行传教活动。正如一位营销专家揭示的：“他不是从事心灵事业，而是从事自我事业。”
在财务和心理上，“自助者天助”可能是正确的。（当然命运也是如此。）但是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富兰克林的说法充其量是辅助、次要的事实。此外，“自助者天助”的看法所造成的影响很大，因为它是众多基督徒支持近几届政府实行严酷的经济政策的原因之一。这是从亚当·斯密开始，而不是从伊甸园的亚当开始的经文。
此外，如果说政治人物和神职人员醉心于“自助者天助”的看法，那么正统经济学家更是几近沦陷的地步。英国批评家理查德·杜思韦特写道，他们“被迫忽略一种可能性：不理性、偏见、爱、社区团结、完美主义、教养，甚至被启蒙的自私自利等或许有助于解释人们的行事作风，因为如果他们放弃理性和纯粹自利两个简化的假设……世界将持续保持复杂，让他们无法对此事发表任何看法”。的确，据耐人寻味的证据显示，这种高度个人主义自主地选择了经济学家。我们来看看杜思韦特对康奈尔大学的一项实验的描述。在实验中，入学第一年的各院系研究生会获得一笔钱，他们必须将这笔钱分成两个账户，一个是“私人账户”，一个是“公家账户”。实验结束时，他们可以保留私人账户的钱，但是公家账户的钱会汇集起来，如果总金额超出特定比例，所有参与者就可以均分这笔钱。对所有人而言，每个人都把自己的钱放进公家账户显然最好，这样会产生最大的总额，每个人都能因为分配比例增加而获利。但是就个人而言，最好的方式是把钱全部存到私人账户，然后等着均分上当者投入公家账户的钱。在分析结果时，经济系学生平均只贡献1/5的钱到公家账户，其他系的学生则贡献一半。
然而，有个信息似乎在经济学家身上也开始产生作用，那个信息就是“我们已经跨过某个重要的负面门槛”。如我们所见，经济学提供的显著数据逐渐建立起越来越稳固的环境经济架构，并同时探索心理学和社会学，以解决人类基本的满足感问题。现在经济系学生开始要求更快速的改变。2000年春天，法国索邦大学数百名学生签署一份请愿书，要求改革经济学教学，他们指出：“经济学界已经沉迷于只能在不存在的情况中操作的复杂数学模型。”他们的口号是：“我们要脱离想象的世界！”几周后，剑桥和牛津大学的750名学生也发动联署；不久以后，哈佛大学学生开始在经济学概论的课堂上分发替代书目。
法国学生的示威活动最重要的部分或许是他们为这项运动选择的名称。他们说，他们想要“后自闭（post-autistic）经济学”。对我而言，“自闭”不仅适用于经济学的封闭教学，也很适用于经济学所协助创造的世界。那个世界由越来越多彼此孤立、各行其是的个人所组成。有很多相关资料可以证明这一点。针对这个现象所作的研究显示，美国人和家人朋友相处的时间在减少，他们不是长时间工作，就是沉迷于自己的“网络密室”中。还有其他迹象可以证明。就拿过去10年内最具影响力，并且带动真人秀风潮的新电视节目《幸存者》来说，该节目要求参加者必须以成为最后一位留在岛上的赢家为目标来谋划和控制，直到其他所有人都离开，只剩下自己还有属于自己的钱为止。这个节目颇为轰动，促成了一系列类似节目的产生。
苏联在其20世纪的行动中未能制造出“新人类”（New Man）。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成功了。到20世纪结束时，我们进化成这种新型的高度个人主义者。我们的公共政策自然承袭了这种个人主义。例如，法律规定企业裁员要提前一年通知，经济学家将这项规定斥为缺乏效率，认为这会使企业更难关闭工厂。根据他们的理论，在地域上可自由迁徙的社会会更有效率，要让人们从生产力较低的地方迁移到生产力较高的地方。由于生产力才是首要目标，所以可以不用管其他问题，比如，当人们住在家乡且亲朋好友都在附近时，他们的生活会比较稳定，婚姻也更不容易出问题。事实上，社会越趋向于个人主义，离婚率就越高，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包括美国南部15州的阳光地带的离婚率，是老式新英格兰地区居民的两倍之多。理查德·莱亚德指出：“同样地，人口越是高度流动，人们自我感觉与周围人群的联系就越少，而犯罪情况就会较为普遍。”过去几十年，人们迁徙日益频繁，造成一般二三十岁的人只有一半的机会加入祖父辈所参加的团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