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我们吃罢晚饭，打开半导体收音机，收听新闻联播。
播音员宣读完元旦社论后，播放《国际歌》。那雄壮激昂的声音一下子就把我们身上的热血激动起来。虽然身在茫茫草原，远离北京，却巴不得按社论的精神干点儿什么革命行动。
山顶若有所思地说：“明天就是元旦，新的一年开始了，我们应该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光吃吃喝喝没意思。”
雷厦郑重提议道：“听说别的连都已经抄了牧主家，咱们七连还没有抄。我们也抄他一下吧！”他的眼睛里闪着光，脸微微地发红，他一激动就脸红。
金刚点点头说：“对，应该抄。牧区的阶级阵线不分明，贫下中牧和牧主、富牧都串着亲。他们平日对牧主客客气气的，特别好。只有咱们知青才能把牧主的威风打下去。既然别的连都抄了，咱们也抄，我们可不能落在人家的后面。”
我说：“对，抄牧主家是个好主意。我们到这儿，千头万绪，抓阶级斗争是第一条。听说牧区常有打信号弹的，说明这里真有暗藏的苏修特务，咱们抄牧主家，就是用实际行动打响狠抓阶级斗争这一仗。”
金刚问道：“告不告诉贫下中牧呢？”
雷厦说：“不能告诉。这儿的贫下中牧平日跟牧主来往密切，都是亲戚套亲戚，常到牧主家喝茶聊天，告诉他们，他们给牧主通风报信怎么办？”
我说：“对，不能告诉。万一走漏风声，牧主会把金银财宝转移、隐藏，突然行动才能抄出东西来。”
徐佐疑惑地问：“这样做会不会脱离群众？贫下中牧能支持我们、理解我们吗？”
金刚拿着一份《内蒙古日报》说：“你看，滕海青（当时的内蒙古革委会主任，第一把手）说，当前内蒙古挖肃的最大危险是右倾。”
“可我们初来乍到，什么情况都不了解，就抄人家的家，会不会犯错误？”徐佐还是有点儿不放心。
雷厦说：“挖肃是很复杂，要慎重，因为都是党内干部。但抄牧主却不会错。牧主都是当地贫下中牧讨论定的，并报场军管会批准，备了案的。绝对错不了。”
徐佐沉思着，不再言声儿。
我说：“这个行动非常有意义。新年的第一天就搞阶级斗争，抄牧主家，货真价实的开门红！”
次日，一九六九年一月一日。天空阴沉沉的，飘着雪花，北风犀利地刮着。我们几人备上马，迎着刺骨严寒，旋风般直扑贡哥勒家。在白雪茫茫的草原上，我们一行人的样子威武而雄壮。
贡哥勒的蒙古包破旧乌黑，他的大黄狗凶恶地向我们狂吠。我手持木棒防卫，贡哥勒走出蒙古包，厉声呵斥着狗，谦恭地欢迎着我们。
我们面容严肃地进入蒙古包，里面光线很暗，黑乎乎的，大大小小挤着一大堆人。门右侧是一个黑污污的碗架，门左侧有一个老头儿盖着皮被，半躺在哈那墙上。铁炉子旁边站着那位端庄秀气、曾为我们缝过皮得勒的主妇，她好像预感到有什么不幸降临，善良的大眼睛里满含着悲哀。在昏暗的角落里，有一个蓬头散发的老妇人缩成一团，冷冷地打量着我们，像个阴森的老妖婆。蒙古包里弥漫着一股股臭气、霉气、尿臊气。
雷厦正颜厉色地说：“我们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狠抓阶级斗争，现在要对你们进行抄家。”金刚在旁边结结巴巴地说着自己打听得来的蒙文“抄家”：“格日呢格季赫！格日呢格季赫！”
贡哥勒频频点头，表示欢迎。他是个五十多岁的瘦小男人，嘴角老挂着笑容。其他大人、小孩、老婆儿、老头儿全毫无反应。那躺着的老头儿不住地咳嗽，主妇对他轻轻说了一句蒙古话，其他人都沉默着，一声不哼。金刚怕他们没听懂，又重复了一遍。
我凶恶地瞪着眼睛，喝道：“全都出去！”
这群蒙古人开始缓缓地走出蒙古包。那个病老头儿，在主妇帮助下穿好得勒，戴上帽子，由贡哥勒搀扶着站起来，一步一步地缓缓走出门外。那相貌可怕、脸上的褶子像鳄鱼皮一样的老太太，也鱼贯地跟在后面。贡哥勒走到勒勒车背风处，往地上铺了一块大毡，让他们坐在上面，股股雪尘落在他们身上。一个十七八岁的蒙古姑娘出去后想骑马开溜，被雷厦厉声制止。
贡哥勒讨好地向我们微笑着，驯服地跟在我们屁股后面转。我眉头一皱，不客气地向他挥挥手说：“你那边去！”他无可奈何地回到勒勒车旁边，与家人蜷缩着偎在一起。
我对山顶说：“你负责监视他们，不许他们乱动。”
包里只剩下主妇一人，怀抱着个婴儿。金刚示意，让她打开箱子、包袱、口袋，她很听话，非常合作，脸上除了悲哀，没有一点儿不满的表情。
老牧主曾给我们拾牛粪、生火、杀牛……他老婆无偿地给我们缝皮得勒、做饭，我们却要抄人家，这很需要有点儿铁石心肠。我咬咬牙，不断地提醒自己：“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残忍；对敌人就是要恩将仇报，就是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