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日，在小组会上，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发言说，人民公社制度是优越的，但我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去年搞公社好还是不搞公社好？我想搞也好，不搞也可以。从长远说搞了好，从短期说不搞更主动些。黄克诚还说，有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缺点不讲。
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发言说，总的来说得大于失。但从具体情况来讲，得多于失，得失相等，失多于得，都是有的。比如湖南去年建了5万个土炉，有两万个根本没有生过火。这就只有失，无所得。周小舟还说，这次会议把缺点讲透很有必要。
一贯敢于直抒己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在21
日的小组会上做了3小时长篇发言。在他发言之前，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预感到将有一场风暴，曾打电话给张闻天，劝他少说话。但张闻天没有听胡的劝告，还是在小组会上坦陈己见。
关于私人财产问题，张闻天说，不能否定个人利益，要保护个人所有制，建议取消吃饭不要钱。他还说，彭德怀的信本意是好的。前一段时间，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造成比例失调，损失很大。虚报浮夸、强迫命令，使党在人民中、在国内外失掉了信用，还造成不好的风气，不允许讲话，不允许怀疑。张闻天说，有一个时期，把主观能动性强调到荒谬的程度，结果欲速则不达。不算经济账，只算政治账，是不行的。他说，要造成一种空气和环境，使下面的人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怕的是人家不敢提不同意见。张闻天在发言中赞成彭德怀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提法，他还支持在会议上把缺点讲透。
这三个人的发言，被指支持彭德怀。
23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全体会议并作长篇讲话，指责彭德怀。毛泽东说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有党外的右派，也有党内那么一批人，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掉下来。对办公社的热情不能全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如此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我劝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紧要的关头，不要动摇，有一部分同志在历史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决的。另外，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要注意。这些同志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30公里，接近30公里了。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一定欢迎，不欢迎才怪。
此刻的毛泽东，认为党内外的意见是一股右倾思潮，同国际上赫鲁晓夫掀起的反华浪潮相呼应。不打败这股“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就站不住脚。因此他断然放弃了纠“左”，转而去反击他认为已经成为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基于这种错误判断，29日，毛泽东决定8月2日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彻底解决彭德怀的问题。
7月31日到8月1日，先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回顾历史，说在过去的31年中，同彭德怀的关系是合作与不合作三七开。还说彭德怀的信是反中央的，彭德怀历来有野心，想用自己的面目改造党。朱德在发言中温和批评彭德怀，被毛泽东当场以“隔靴搔痒”四个字加以讽刺，朱德立即闭嘴。受毛泽东之命临时赶来开会的林彪声色俱厉地说，彭德怀是招兵买马，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并说，中国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不要打这个主意。最后，彭德怀表示三条：不当反革命，不自杀，可以作田。
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讲话中动员全党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3日起，会议分三个大组，分别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批判斗争。周小舟在私下说过的“毛泽东像斯大林晚年”的问题被揭露出来，更是火上浇油。
13日至15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在大会上检讨，承认组织
“军事俱乐部”，反对总路线、反对党、反对毛泽东。会议批判进一步升级，逼迫彭德怀承认自己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
16日，毛泽东再次在大会上讲话，要求大家对彭德怀等人做工作，采取帮助态度。在这一天，毛泽东写了《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一文，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①
同一天，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之后闭幕。
17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决定林彪接替彭德怀，担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
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开展了为期半年的“反右倾”运动。
据1962年进行甄别平反时统计，几年中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干部，有365万人之多。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了1957年划为右派分子（约55万人）的人数。
亲历庐山会议并遭受严重迫害的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中说，庐山会议的严重恶果，首先表现为阶级斗争理论的升级。在八大之后不久，毛泽东就远离八大路线，把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夸大到不应有的地步。到了庐山会议，毛泽东又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党内不同意见和党内矛盾，情况更为严重。这一理论不断升级的结果，最终出现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李锐认为，在这样一种理论指引下，庐山会议——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是当代历史合乎逻辑的发展。
同时，庐山会议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的错误的进程，使“左”倾错误继续发展，从而造成了国民经济巨大的挫折和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