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的治理机制
必须承认，超级精英之间开会不仅只是设置议程，还能作出有效的决定。当体制薄弱和机能失调的国际组织留下缺口，或者司法管辖和执法机制之间出现真空地带时，超级精英的决策就尤为重要。
2003年，美国一意孤行入侵伊拉克，引发了各界广泛的批评，原因不难理解。美国政府选择性地应用国际法和公平原则对待战俘的决定同样招致了广泛的批评。这种极度负面的全球反应是完全合理的，在任何社会里，对一个恃强凌弱的暴徒都会有这种反应。美国争辩说，这是鉴于现实的威胁，不能指望功能瘫痪、反应迟钝的联合国采取行动。这个理由虽说公正，但是，当最强大的国家采取的行动未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意，甚至可能违背国际社会的利益时，不满情绪和紧张关系必然出现。
然而，当少数几家私募股权公司操纵市场价格，或者少数几家金融机构和少数几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决定新市场的管理，甚至公众的利益由几家大公司和富人管理时，人们的不满却显然要少得多。虽说这种现象与美国入侵伊拉克非常相似，但这些行为的后果却会影响更多的人。
有一种观念认为，全球经济中的许多大决定是由“市场”作出的，如前文提到的汽油价格问题。但是，市场只是影响价格的众多因素之一，有些因素是由商界和政界精英控制的。深入地思考以下问题：不省油的汽车，折磨女性一辈子的高跟鞋，连低级动物都觉得难看的电视节目和“美国式民主”都是市场运作的结果吗？还是销售这些东西的人、管理这些销售的官员、提供资金的银行家三者亲密合作，操纵着市场运作呢？如果企业根据成本收益分析（因为他们的股东用利润衡量他们的业绩）来选择厂址，它们是否会给政府发出要求低劳动成本、低税收、低运输成本的基础设施的信息呢？在全球市场里，如果一切都是真正平等的，对于非技术性或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力来说，投资商显然占上风。企业传递的信息就是：在竞争中优胜劣汰。世界也许是平的，也许会越来越平，但是企业市场却不是平的。
的确，许多非正式的全球治理机制——不管是大国政府的小委员会还是大国政府和私人组织之间的公私合作机构——都在填补空缺，促进增长，使全球获利。但是，当全体的利益只由少数人的行为来决定，或者少数人从体制中得到的资源和途径使大多数人望尘莫及时，问题就出现了。欧盟不能把制定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权力都交给英国、德国和法国，只因它们是欧盟大国。美国也不应该让纽约州、马萨诸塞州和弗吉尼亚州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罗得岛州或南卡罗来纳州身上。
商界和政界高层发展亲密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有助于双方的合作，达成全球性的目标。但是，目标如果是由少数人开会决定的，将会产生扭曲的结果。政治领导人一旦离职，去为某家大型国防企业工作，他的政府公职将由另一位政界友人替代，如此一来，哪一方的观点将得到采纳？反对意见还有表达的空间吗？大金融机构的领导通过电话会议处理国际金融危机，这种方法也许很有效。但是，关键问题依然存在：会议将代表哪一方的意见？谁有权参加？谁又无权参加？
精英与无权无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