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前，一些社会活动家组织了“世界社会论坛”，一个“反达沃斯”的论坛，与瑞士的达沃斯论坛同时举行，地点选在某个发展中国家。（第一届在巴西的阿雷格里港举办，此后陆续在印度、委内瑞拉、巴基斯坦和肯尼亚召开过。）每年都有2000个组织参加世界社会论坛的研讨会和培训班，会议多到能把克劳斯·施瓦布的脑子弄糊涂。世界社会论坛常通过卫星和达沃斯远距离连线，召开电话会议，双方经常在会议上争执不下。例如在召开第一届会议期间，五月广场母亲协会①发言人埃韦·德·波纳费尼指责乔治·索罗斯是“伪君子和妖怪”。世界社会论坛的与会人员多达10万。
这两个论坛的存在说明了一个事实：研讨会和参与者的人数并不能发挥很大的影响力（世界社会论坛的参会人数可能是达沃斯的50倍）。最重要的还是有没有途径能掌控权力杠杆。
世界社会论坛的参加者来自工会、左翼政党、环保组织和原住民维权组织。他们号称自己代表广大群众，但广大群众却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在做什么。每天靠1美元度日的亿万民众也许能定期从达沃斯的参会者或阿雷格里港的参会者的努力中获益，但是对这部分民众而言，他们在政治上同样贫困。即使一部分人在当地的政治选举中能够投票并参加了投票，但他们常常缺乏信息，因而无法充分利用手中的选票。（不过，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同样会作出错误的选择，而且频率极高。）
我们应该为这些人缺乏政治资源而感到不安，正像我们为他们缺乏其他基本需要而感到不安一样。如果那些最需要资产的人只有在某位电影明星领养孩子，或者某位摇滚歌星四处访问时才能受到外界关注，这样的全球体制怎么能够按优先顺序分配资产？虽说波诺、盖茨基金会或者克林顿全球倡议能为他们说话，但最好是给他们为自己说话的权利。
虽然全球化可以略微提升穷苦人的相对地位，或者减少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下的人数，但是这些人仍然处于权力链的底层，他们在影响力方面的相对地位丝毫没有改变。另外，随着社会变革带来的快速发展，导致了除中国和印度以外的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出现萎缩，可见全球的权力分配每况愈下。权力被剥夺的人仍然孤立无援，构成社会稳定和传统政治权力基础的中产阶级日益缩小，而富人却在享受更多的权力和影响力。所以，根据收入分配统计出的进步并不能自动转化成权力分配的进步。
精英与女性
我必须承认，在为本书作调研期间，我最大的发现是，人们对妇女占全球权力精英中的比例惊人的小这个事实的反应。在一个妇女越来越成功，在公司和国家里发挥着越来越大的领导作用的时代，这个事实仍然值得注意。截至2007年，在《财富》500强企业中，只有13名女性担任首席执行官，在1000强企业中只有26名女性。智利的米歇尔·巴切莱特、利比里亚的埃伦·约翰逊-瑟利夫、瑞士的米舍利娜·卡尔米·鄄雷伊、芬兰的塔里娅·哈洛宁、阿根廷的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爱尔兰的玛丽·麦卡利斯、菲律宾的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印度的普拉蒂巴·帕蒂尔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位现任国家女元首。另外还有几位女性政府领导人，德国的安格拉·默克尔、新西兰的海伦·克拉克、牙买加的波蒂娅·辛普森·鄄米勒和莫桑比克的路易莎·迪奥戈。各国议会中的情况大同小异。2007年，各国议会的议员中只有17%是女性。美国国会里的女性比例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在参众两院里，妇女只占16%。然而，不论国别，不论男女，对于代议制①政府这种观念上的明显失误，人们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愤怒。
国际妇女研究中心主席耶塔·劳·古普塔谈到这种现象时说：“这种现象延续至今的确令人惊讶。但转念一想，其实并不奇怪。我们生活的世界中，许多国家的女性仍然受到压抑，没有受教育的权利，甚至享受不到男性可以享受的医疗待遇。现在有许多像我领导的国际妇女研究中心那样的组织，这些组织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已经在一些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是，就像你谈到的，由于全球权力结构失衡，这是一场艰苦的斗争。”
“至于人们为何对此并不愤怒，”她稍加思索，说，“虽然我也感到困惑……但是我们要对抗的是历史的长期积累与性别角色观念的社会化。不过，不公平现象客观存在，历史因素和性别角色因素不能当作借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