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客对商品的选择性和购买动机是多种多样的，如果出于地域观念或爱国意识，人们总是更愿意首先考虑和选择本地或本国企业的商品和服务，这两点甚至会使消费者对企业及其经营的商品品牌形成一种自觉的忠诚。近代北京的国货售品所就是以振兴实业、强国富民为号召、以国货为经营主题，从而在北京成为一家深受顾客欢迎的著名企业。
北京国货售品所开业于1931年，最初的经营场所设在前门外，不久就迁到了繁华的王府井大街，所处的具体位置就是今天百货大楼的对面，该店的建筑物为三层的楼房，是当时王府井大街上的五座商业楼房之一，光建筑大楼就花费了两万大洋，可见其规模之大。
北京国货售品所是天津国货售品所开办的一家分店。天津国货售品所1913年创办，创始人是商人宋则久，这之前他是天津敦庆隆绸布庄的经理。宋则久虽然是学徒出身，但他认真好学，因此文化水平较高。由于身处乱世，他非常关心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喜欢写一些进步文章，也撰写过不少与商业、国货相关的爱国主义的小册子。真所谓：位卑未敢忘忧国。他要去办国货售品所时，绸布庄老板曾恳切挽留他。而他的理念非常明确：我做绸布洋货，于己有益而于国家有损。我干国货，干得好国家受益多，干得不好国家受益少，但总是于国于民有益的。我宁愿牺牲小我，舍私而从公，决不半途而废。宋则久信奉工业救国的宗旨，在洋货大量倾销的形势下，却在自己的商店里坚持不卖进口商品，并且积极向民众进行爱国宣传，号召国人穿国货、用国货、抵制外国货。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宋则久积极参与到爱国青年学生抵制日货的运动中，他还编写过一首《国货歌》：国货好！国货好！人人全用本国货，工厂多，闲人少！救中国，用国货。这首通俗易懂的歌曲在当时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潮流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当时国内“购国货、用国货光荣”、“购日货、用日货耻辱”的形势下，宋则久的天津国货售品所天天顾客盈门，生意兴隆。以后宋则久先后在济南、北京、太原、西安、郑州、南京等城市陆续开办了自己的商店，全都以“国货售品所”命名。
早期北京国货售品所出售的商品全部是中国自己生产的商品，其中有农村传统副业生产的“土布”、河北高阳的“爱国布”、南京生产的贡缎、苏州的刺绣、杭州的丝绸等纺织品，有中国各地出产的细毛皮货、呢绒和地毯，还有景泰蓝、珠宝玉石、玛瑙珠翠、金银首饰等各种特色工艺品。由于北京国货售品所的商品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不仅中国顾客络绎不绝，还吸引了很多欣赏中国文化的外国人前来购买。
宋则久是一位具有近代经营管理意识的商人，就内部人事管理而言，一改旧式商业的陋规，从分店经理到售货员都视为职员，对新进店的学徒称为“练习生”，对练习生不许歧视，更不准打骂。国货售品所的工资待遇也比一般旧式店铺高，练习生进店后就有工资。员工每十天有一天公休，在当地有家的职员每天营业结束以后可以回家，这都与传统企业的经营管理有根本的区别。
宋则久作为商人最成功的地方就是他在最适当的时机弘扬了爱国主义意识，并借此突出了本企业的主题，从而迅速扩大了经营的规模。在中国，提倡国货的思想早在19世纪末就已经产生，并且得到过政府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例如在许多地区由政府出面甚至出资建立的劝工场或劝业场就是为了鼓励民族工业的成长发展，但在很长时间里中国轻工业产品始终无法与进口商品相抗衡。
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轻工业品生产已经初具规模，加上全国性的抵制进口商品运动的兴起，宋则久在这一时机创办和发展以倡导国货为主题的商店确实是把握了一个良好的机遇。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在日本侵略者的胁迫下，北京国货售品所易名为“北京百货售品所”，而且开始经营日本商品。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北京百货售品所和天津、郑州、南京等地的百货售品所先后改称为“中华百货售品所”。
其实在北京近代史上提倡实业救国、提倡使用国货的商人很多。燕京造纸厂也是一家以此为宗旨创办起来的企业。该厂是北京历史上一家颇有名气的大型轻工企业。它最初的厂址在西四北的武王侯（即今西四北七条胡同），于1934年建成投产，主要产品有片艳纸（有光纸）、书皮纸、虎皮宣、包装纸等50多个品种，日生产能力约为1.5吨，每月的营业额能达到八九千元，对缓和当时北京市场上的纸品短缺问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七七事变以后，燕京造纸厂作为北京为数不多的近代企业而成为日本侵略者掠夺的对象。在日本人的威胁利诱下，经理杜荣时做主将工厂卖给日本商人，交易条件是“售价为140条黄金，并准杜某担任一股”。日本人侵占燕京造纸厂以后对工厂陆续进行了扩建和技术改造，从而使造纸能力增加到日产300令，约为原来生产能力的四倍，从技术装备和生产规模等方面在北平时期的同业中都是首屈一指的。
日本投降以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内部各个机构之间的你争我夺，燕京造纸厂的监管权在一年多的时间内竟然三易其主，给工厂的经营带来了很大困难。最后杜荣时以燕京造纸厂原业主的身份请求发还，并花了四亿元法币进行所谓的“赎买”。敌伪产业处理局终于在1947年2月表示同意“暂令发还经营保管”。
杜荣时接回工厂以后，靠出售库存纸张勉强维持了几个月，终于因资金困难停产并向北平市社会局呈报歇业，由于工人的反对，社会局没有批准企业歇业。杜荣时千方百计融资后又勉强开业，但由于资金不足、物价飞涨和生产不正常等原因而亏损累累，1948年1月燕京造纸厂再次停产。
燕京造纸厂是当时北平纸张生产的最大工厂，它的停产增加了当时北平市场纸张短缺的严重程度，北平的许多纸店都无纸可卖，学生、公务员和市民反响强烈。这一情况被北平各家报纸连篇累牍地进行了报道，业主杜荣时自然也都成为报刊登载的重点人物。
其实杜荣时并不是燕京造纸厂的真正业主。其真正的投资人长期不为人所知，直到北平解放前一年才开始被披露于报端，“燕京造纸厂实为张学良委托杜荣时开办”。原来近代中国著名的爱国将领张学良才是燕京造纸厂的真正创办人。
张学良在东三省接替张作霖掌管东北军以后，就有志兴办实业，以实现他的“实业救国”的理想，造纸厂就是他的目标之一。据有关史料记载：“在1931年春，张学良请专家筹办一大规模之纸厂，设立东北造纸厂筹备处于沈阳大北门外。……择定厂址在吉林松花江上游桦甸县毗洲地方，拟集资500万元，建设新式水电站以供电力，……已向英国订购机器”。九一八事变破坏了他的这一计划。
张学良驻军关内以后，深感北平这座用纸大城近代造纸业的落后。据当时燕京造纸厂经理汪博夫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自沈阳来平，鉴于国家之积弱，实因实业不发达，文化不进步。而文化之进步，关乎造纸工业匪浅。又鉴于北平为华北大埠，而造纸工业仅有初期造纸厂一家。1933年，张学良出资并委托其亲信汪博夫、杜荣时等人代理其出面筹建了燕京造纸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