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域辽阔，不同的空间维度、不同的自然环境与气候条件造就了东西南北各地民风习俗的丰富多彩，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商人也必然会表现出各种不同的地域特点和经营风格。历史上曾形成过不少以地域为纽带的大商帮，这里固然有地域乡情、亲情便于合作等因素，但更为重要的乃是各地商人经商的风格迥然不同，他们往往有着各自独特的经营风格、习惯和作风。
进入20世纪后，商业的竞争日趋激烈，为求生存，各地的商人更是大显身手，在经商过程中奇招百出，经营方式与手法竞相革新、以求一逞。不少地域商人就在这样的商业竞争中留下了各自的名号。
北京商人在中国始终没有以一个独立的商帮而出名，最多是在上海、天津这两个城市里曾经有过类似的称呼。应该看到，北京商人的特点是非常显著的，所谓北京商人除了那些在北京土生土长的商业经营者外，更包括了那些来自于全国各地并扎根于北京的成功的商业经营者。各种经营风格和特色产品在京城融汇，给北京城留下了丰富多彩的商业内容。例如在商业区随处可见的那些名人政要手书的墨迹牌匾，供奉宫廷的御药、御膳等，颇具特色。单就地域而言，这样丰富的内容则是任何其他地方所无法比拟的。
身处京城的北京商人多多少少总会有一种地域自豪感，但他们少有轻视外地人的毛病，因为北京商人中绝大多数来自全国各地。许多人认为北京是最能容纳外地人的城市，北京也是最能让外地商人来尽情展现自己能耐的地方，这一点可以从大部分成功的北京商人的祖籍中得到佐证。
北京的城市历史是一部大规模移民的历史。近代北京的外地籍贯商人应该属于“自愿的移民”，按今天的提法是在利益驱动下进入这座城市的，是北京城的商机吸引了他们。这座城市有能力把来自四面八方的人融入自己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生活中，使他们逐渐成为北京人，使他们在接受北京人传统习俗的同时，又能将自己原籍的一些文化特色融入这一社会。
北京晚清时期市场上以宁波、胶东、广东、徽州、山西等地的商人为主，经过多年的演变，已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行业优势，基本上控制了京城的各个行业。中国清代两大地域商人集团中的山西商人，当时在北京明显居于优势。晋商在明、清500多年里称雄商界，有人用“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和“上自绸缎，下至葱蒜”的话语概括了他们的活动区域和无所不包的经营范围。
山东人经营商业的历史久远，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山东商人的活动就有了记载。明清以降，由于山东地少人多，海陆交通便利，致使许多人为生计而走南闯北，山东商人的踪迹也因之而遍及各地。在北京商界，山东商人可以说是另一支主力军，他们主要经营布铺、绸缎铺、饭馆、粮食店、碓房、猪肉店、账局子、估衣等业。纺织品经营历来是山东商人的长项，京城内称作祥字号的绸缎庄大多是山东孟氏家族所开设，在北京声誉很好，有“京师精华尽在八大祥”的美称。山东人生活俭朴，吃苦耐劳，北京一些较苦较累的行业，如挑水、宰禽屠畜、饭庄打杂等工作多是由山东人所从事。
直隶籍商人主要指北京、天津、通州、深州、冀州、东八县等当地或附近一带的商人：北京商人主要经营当铺、绸缎店、古玩铺、首饰楼、药铺等，多为小本生意，但与旗人贵胄打交道的痕迹较重；天津商人大多经营洋广杂货店；通州人多开首饰楼；深州、冀州商人从事木材经营；河北人主要经营织布业、药材行、车轿铺、首饰楼；河北定县人则把持着京城的浴池业。
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等地商人在北京被称为三江商人。江苏商人的人数最多，他们主要经营南纸、广货；江西人自乾、嘉以来则主要经营京城琉璃厂书肆；安徽商人多是经营茶叶铺、笔墨店；浙江商人多卖绸缎、笔等。其中宁波商人很早就涉足京城，如以北京四恒号钱庄为代表的宁波帮钱庄商、以北京同仁堂药店为代表的宁波帮药业商和以北京慈溪籍成衣匠为代表的宁波帮成衣商等，至清末，他们在这些行业中已经具有相当的势力。
还应该提到的是广东商人和陕西商人。广东商人在北京的多是洋广杂货商，陕西商人则多是经营烟钱铺。让人啧啧称奇的是，在近代北京商业活动中，我们甚至能看到外国商人的踪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