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变革大潮的推动下，随着商品经济的冲击、城市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商品交换条件不断改善，北京的工商业在晚清时期达到了封建时代的顶峰。
毫无疑问，一座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意味着购买力的增长。由于人口统计的口径、方法不同，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北京的人口统计在20世纪以前大体上只具有参考意义。1910年（宣统二年）时，北京常住人口据统计有785442人，这是民政部的统计调查结果，也许是一个比较确切的数字（不过我们认为，这个数字是有遗漏的，因为到1913年时人口几乎翻了一倍。3年时间人口翻番，从当时的社会情况来看，并没有发生大的移民潮，那么这种人口来源的合理解释只能是原来的统计疏漏。换个角度看，仅就当时的经济水平而言，一下子要为这成倍的人口提供衣食住行诸方面的需求满足恐是不可能的）。此外，作为都城以及商业中心城市，北京本来就有来自国内外的大量流动人口出入停留，而在晚清时期随着政府管理的放松和政治经济交流的扩大，北京的外来人口数量急剧增加，因此市场购买力十分旺盛，无论是日常生活用品还是各种奢侈品，在这里都有持续不断的需求，这自然要求市场的范围和商品的品种不断扩大。
作为首都和历史文化古城的北京在近代依然是一座消费城市，其工业始终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北京由于其独特的人口结构比例，注定了它是一座消费性质的城市。城市工业生产的基础是基于集中全国精华而存在的官营手工作坊和工场，只能制作些应付民生所需的日常用品。尽管这里的手工业产品在清代就以京货之名享誉海内、独步天下，但始终没有能够形成真正具有规模且结构合理的近代工业。
由于聚集了大量的消费人口，北京城市的商业、金融业及服务业的发展远比工业要快，竞争也相对激烈。北京仿佛具有多重面目，它是一个达官贵人的北京，也是一个文人雅士的北京，更是一个平头百姓的北京，因此各类需求，应有尽有，它的商业种类一直就十分丰富多样。到了近代，为了适应时势和因应各类人等的消费需求，行业种类更是大量增加。这种增加，实际是商业竞争的直接结果。在近代北京商业经营的历史中，最丰富多彩的故事总是出现在竞争激烈的商品流通或者服务行业中。
20世纪初，北京社会的各种经营行业大量增加。据《京师总商会各行商号》统计，在清末宣统年间也就是1909年到1911年之间，北京商业领域中已经出现了40个行业，4541家正规的商铺。各具特色的字号店铺鳞次栉比、种类繁多，在以描述清末店铺为主的《老北京店铺的招幌》一书中收集了200多家店铺招幌的彩绘，从中可以具体看到食品、服饰、日用百货、珠宝、文具等一些有代表性的主要店铺类型、标志和称谓。真所谓“民以食为天”，我们看到当时仅食品业店铺就可细分为：粮店（行）、切面铺、面食铺、面铺、馒头铺、挂面铺、饽饽铺、煎饼铺、粗饭铺、点心铺、糕点铺、老醋坊、米醋作坊、粉店、香油铺、油盐店、老酒店、酱园、姜店、油坊、肉铺、酱肉铺、笋铺、烧酒铺、奶茶铺、面筋铺、酱肘子铺、水产海味店、鼻烟铺、烟铺、烟店、茶庄、茶叶铺、泡水店等。从食品销售的专业化程度来看，我们不难领会当时商品竞争的激烈。
另外，服饰业的店铺有：布铺、绸缎布庄、熟皮房、皮货庄、成衣铺、裁缝铺、鞋铺、鞋面布店、鞋底儿作坊、木头底儿鞋铺、靴鞋店、老袜店、袜子铺、帽铺、帽店、草帽店、老翎店、马尾铺、假发铺、辫绳铺、马尾纂铺、包头布铺等。日用百货类的店铺主要有：烟袋铺、针铺、棉花铺、绒线铺、梳篦店、线麻店、绦带店、挂镜店、油布店、灯草铺、老蜡铺、香烛铺、纸张铺，席铺、竹帘铺、笼屉铺、油篓铺、筐铺、木桶铺、风箱铺、油漆铺、刷子铺、颜料店、鞭炮铺等。珠宝、金融及手工业类的店铺主要有：珠宝店、金店、银号、首饰楼、钱铺、古玩铺、当铺、银钱店、炉房、汇票庄、眼镜铺、铜器铺、铜锡铺、锡器铺、银碗铺、刀剪铺、毯毡铺、地毯铺、掸子铺、玻璃玩具店、火镰铺、弹弓铺、军刀铺、弓箭铺、响器铺、乐器铺、鼓铺、花铺、灯笼铺等。文具、医药以及其他类型的店铺有：笔墨店、书铺、扇画铺、裱画铺、贵药店、药店、眼药店、剃头铺、客店、澡堂、估衣铺、马缨铺、冥衣铺、官车铺、镟活铺、车皮件铺、车料铺等。这些基本上囊括了北京当时的各种商业、服务业经营类型。当然，由于时代的变迁，一些店铺当时的称呼与今天的理解已经不一样了，经营内容也有交叉，例如当时在内城东、西四牌楼的家具铺称为嫁妆铺；经营批发的大药店叫做贵药店；油布店兼售雨伞；冥衣铺兼营裱糊顶棚；被称为姜店的店铺同时经营土特产、蔬莱等等。
店铺内容的丰富当然是反映了人们需求内容的丰富。商品的供给与需求往往是互为因果的。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其中许多奢侈的商品及服务显然是为有钱的上层人士服务的，而这恰恰是北京独特的人口结构所具有的独特需求的反映。
随着大量洋货涌进北京，到20世纪初，北京城里也已经有了几百家专销或者附带销售洋货的店铺。北京虽然不是开放的商埠，但那些外商洋行、店铺在北京开设，政府并不加以干涉。当时，外国洋行大多集中在东城，例如英国的怡和洋行、安利洋行，美国的慎昌洋行，德国的禅臣洋行、礼和洋行，日本的三井洋行、三菱洋行等，都在北京设立了分行，直接从事进口商品的运售。有的规模做得很大，如英国烟草公司在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至1910年（宣统二年）的十年间，先后在北京城内和京郊的海淀、通州、长辛店等处设立了九处代销商号和栈房，该公司还招了一批中国雇员专门从事烟草推销。
在北京做生意的外国商人中，最初是以欧美商人为主，他们除了开设洋行外，多是一些杂货商人，其次是经营旅馆业，还有少数的古董商、钟表商等。1900年以后，北京的日本商人数量逐渐增加，他们的经营范围更广，从洋行到书籍、文具、照相、旅馆、餐馆、药店等等，甚至进入了中国传统的当铺业，仅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一年，日本商人就在北京开办了五家当铺。日本商人除了自己独资经营以外，也比较多地采取与中国商人合作经营的方式：位于前门大街的西海洋行就是日商西铁次郎与中国商人联营的杂货店；专售石油的元记洋行也是日商渡边与中国商人合营。
到清末民初时期，北京的一些商业企业规模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北京以往商店里经营商品的种类很有限，而且商店类型以及商品配备传统相沿，改变不大。那时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不高，广大市民购买的主要是维持基本生活需要的商品。而且一般的顾客大都是当地居民，比较了解商店和店主的情况。因此店铺除了在门前立招牌、挂幌子之外，不再进行其他形式的促销活动，也不讲究营业现场的物质条件。
传统的旧式商店，大多面积狭小，所用器具粗制简陋。墙边摆放几个木制货架，很高的柜台，靠近店门摆放，几乎没有供顾客活动的地方。有的店主甚至将售货的柜台放在门口，买东西的人被拦在外面，这可能是直到今天有的北京老人仍然把柜台叫做“拦柜”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