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好，侨寓半官场。购买园亭宾亦主，经营盐典仕而商，富贵不还乡。
这是清惺庵居士《望江南百调》中的一首，说的是侨寓扬州的大商人，经营盐业和典当业，获得了巨额财富。他们购买了不少豪华的园林，又大多捐钱买官，既驰骋于商界，又混迹于官场。这些商人沉溺于有钱有势、亦官亦商的富贵生活之中，乐不思蜀，连自己的家乡也懒得回去了。其实，这些侨寓扬州的大商人大多来自徽州府。
他乡如鱼得水的生活让徽商痴迷、留恋，经商致富后，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不愿再回到万山环抱、生活和交通都极不方便的徽州老家，于是想方设法地变“宾”为“主”。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为入籍侨寓地做出不懈努力。说到入籍，首先还要从“商籍”和“占籍”两个经常引起混淆的问题谈起。明清时代，科举考试在每个地区的录取名额一般都有一定限制，因而参加科举考试的生员，必须按照籍贯在本地参加考试，不得应试于其他地区。但是跟随父、兄定居他乡的应试生员，年年回祖籍参加考试多有不便，于是政府就特批限额的临时性户籍给这些客居他乡的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暂住证”，准许他们在侨寓地参加科举考试，商家所持的“暂住证”就称为“商籍”。
可见，“商籍”是关系到侨寓商人子弟科举考试的一个重大问题。然而，历史资料表明，在徽商活动频繁的两淮地区的“商籍”中只有山西、陕西商人的子弟，而没有徽商子弟。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据清政府的规定：“商人子弟，准附于行商省份，是为商籍。”也就是说，客商子弟被允许在其父、祖本籍之外的行商省份附籍，这就叫做“商籍”。这里的“省份”指的是与本籍不同的省份。因此，如果我们具备历史政区地理的背景知识，上述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在明代，徽州府属于南直隶，与两浙运司所在的浙江省分别属于两个省，而与两淮运司所在的南直隶则同属一省。所以在明代两浙“商籍”中有徽商，而两淮“商籍”中却只有山、陕商人而无徽商。这也是后来徽商无论怎样“积极活动”，他们在两淮“商籍”中却始终未获得过名额的最根本原因。
清代以来，由于两淮盐商中山、陕商人的势力逐渐衰微，而“贾而好儒”的徽商又无法在两淮“商籍”中占据一席之地。故此，应试两淮“商籍”者寥寥。1779年（清乾隆四十四年），政府就裁撤了“商籍”，把它并入民籍，不再有所区别。
于是徽商又打起“入籍”的主意。因为“商籍”仅是“附籍”的一种，只能算是临时性的户籍，而“入籍”或者说“占籍”则是一种永久性的户籍。然“占籍”与“商籍”的情形大不相同。由于科举考试注重本籍，因而“占籍”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当时规定：只有在侨寓地拥有田地、坟墓20年以上者，才可以入籍当地。
也正因为这一规定，徽商所到之处，竞相求田问舍，以争取尽快土著化。康熙年间，一些富裕的徽商纷纷在仪征、扬州、苏州、淮安、芜湖、杭州、松江乃至南昌、汉口、北京等地安家落户，他们不仅把全家人口带去，甚至将其祖父、父亲的遗骸也迁往他乡，这正是为了入籍侨寓地。除了寻求墓地外，徽商还大量购买田宅，而且这种情况相当普遍，所谓“九州四海皆歙（县）客，即寄籍者（已经入籍侨寓地）十之五、六”正是对这一现象的生动写照，由此亦可以看出徽商为入籍所做的种种努力。
二是在侨寓地重修族谱、重建宗祠。徽州是一个高移民输出的地区，早在明代，天下都会大的如北京，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各省会；其次如苏州、松江、淮安和扬州各府，临清、济宁诸州，仪征、芜湖各县，瓜州、景德各镇，处处都留下徽歙商人的足迹。及至清代，外出经商之风逾演逾炽。清朝乾隆至嘉庆年间，扬州大盐商中徽籍占据了一大半，在《两淮盐法志》列上榜的盐商共有80名，其中徽商就占了60名，其余由山西、陕西盐商各占10名。
徽商的家族观念很重，一人在外经商站住脚，便会有众多的族众去投靠，有的甚至全家迁往。16世纪之后的扬州，几乎完全成了徽商的第二个家乡。徽州的大姓家族，如汪氏、程氏、洪氏、潘氏、黄氏等，都在扬州落户，繁衍子孙，人丁兴旺。这些大姓宗族都聚居于此，并且有相当大的规模，甚至在侨寓地的宗族成员的人数超过了祖籍地。
明清时期，所有聚族而居的家族组织，都由祠堂、家谱和族田联结起来。清儒章学诚在《章氏遗书》中就曾记载了一位乾隆年间的徽商事迹：程联槐，字三台，先世从徽州迁江夏，自高祖父、曾祖父、祖父、父亲和他，五代人同居共处，关系和睦。联槐见族众人多，便决定建宗祠、立祭田、修族谱来把大家联合起来。这是徽州人以侨寓地为中心重修族谱、重建宗祠和祭田的一个显著例子。
家谱是联系家族血缘关系的主要纽带，它通过明族属、叙昭穆、辨亲疏、示劝惩而达到“尊祖、敬宗、睦族”的目的。徽州人以侨寓地为中心重修的族谱，流传至今的仍有很多。如《迁(无)锡许氏宗谱》、《戴氏迁杭（州）族谱》、《黄氏自徽迁润（镇江）宗谱》、《吴氏自徽迁（镇江）宗谱》等等。
与族谱相伴而生的，往往是宗祠的重建。宗祠是一个家族的标志，也是一个家族的圣殿。它的建立，既是宗族成员聚居和繁衍的结果，又需要大批资金的维持。在客居处重建宗祠，这是徽籍商人特别重视的事情，为此花费巨款也毫不吝惜。他们在徽州的家乡仍然有祖先的基地，委托族人管理，并定期回乡扫墓。后来，随着岁月流逝，回乡的次数也渐渐减少，这与他们在客居地重建宗祠有着重要关系。
随着户籍的迁出及在客居地的族谱和宗祠的重修、重建，这些侨寓徽商与祖籍地的联系日益松弛，逐渐走上侨寓土著化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