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金洋行的买办魏信臣说：我只是较别人看远一些，比人行早一步而已。他看到了市场的威力，虽有难度，但一经征服，却会变成巨大的财富。
我国近代的外商银行与洋行，从来就是彼此支持、互相利用的。因为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交织在一起，是控制市场经济的一种手段。
民国以前的外商银行，收付都用现金。洋行买货则以外商银行番纸支付，售货则索现金或番纸，拒绝收受我国银行银号的支票、拨码或票据。以现金收付，不仅搬运不便，点验费事，且不安全。银钱行业有鉴于此，就将所收华商售货的番纸，转存外商银行的华账房以建立往来关系。商号需款时，则向银号索要华账房开的支票，也就是买办所开的外商银行的番纸，用来解决困难。
银号与外商银行华账房建立往来关系后，遂以华账房为挹注，随支随归，莫不称便。当时外商银行每日对外营业的时间有限，十分不方便。因每日上下午各对账一次。如需拨付现款还得找脚行（搬运工）送交，因而让人感到事繁时促，赶办不及。随着中外贸易日趋繁荣，每日收支更为频繁，银号感到去华账房支取番纸不便，外商银行的华账房也嫌事繁利少。
清末民初之际，华账房的“支条”与外商银行的番纸起了同样的作用，以其书写由上至下，故又称“竖番纸”，以别于番纸。“竖番纸”的产生是洋行的买办们审视时势的结果。首创者则为正金津行买办魏信臣、麦加利银行买办等数人，他们先与银钱业商妥之后，再取得外商银行的许可，于是这种竖番纸就流通于市场了。外商银行因“竖番纸”加速了金融周转，不仅扩大了市场流通，更便利了华账房与银号的往来，减少了洋账房的麻烦，大家感觉方便，自然都乐予支持。
正金洋行买办魏信臣的“信记”竖番纸在市场流通后，各外商银行华账房相继效仿，以买办的名字或号中的一个字作为代号代表华账房；每换一个买办就换一次代号，很像一般商店换了股东就改某记的样子。例如正金洋行买办魏信臣的华账房为“信记”，汇理银行魏莲舫为“莲记”，其后范竹斋改为“竹记”，道胜银行王铭槐为“铭记”。麦加利银行徐朴庵为“朴记”。但也有例外，如麦加利买办邓仰周、鲍荫卿等用“义记”，则因该行华账房是由邓、鲍及张鸿卿三人合资经营，就取“桃园结义”之意而命名。
因竖番纸的流通日广，各银号皆以华账房竖番纸为同业间互相冲账的筹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中日贸易额的飞跃增加，魏信臣在银钱业的影响又大，所以与各银号建立的往来关系较多，因而“信记”竖番纸风行一时。
正金洋行买办的额外收益还来源于他的放款。天津很多银号为了利用“信记”竖番纸冲算换账，将款存于正金洋行华账房，以便建立往来关系，而正金华账房就利用这些浮存转手放出一部分，以博取利差，构成了买办的一项额外收益。如此一来，华账房就变成公开的放款机构，成为不挂牌、不登记、不纳捐税，不需资金、名副其实的“无本生意”。
天津的商业银行如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大裕津、中孚等23家相继成立，其中有不少家银行愿意将它们所收到的往来户的番纸、竖番纸存于正金华账房，这就更加壮大了正金的声势。它从各银行收到的浮存银元通常在百万上下，有时达数百万元；浮存的银两也常有数十万两。它视银根的松紧，转手放出几十万元，绝对无碍于周转。华账房对于这类浮存原先不给利息，以后才酌给一二厘，最多三厘的年息；而它转手放出的利率则为八厘至一分，每年所得利差总达数万元。
面对许多想发财致富却又找不到门径的年轻人，正金洋行买办魏信臣的做法证实，只要能迎合市场的需要，寻找到具有创意的最佳办法，提供新服务，便可以冒出头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