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办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最直接地接受着西方文化的某些影响，其主要表现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的变化。最早从上海到天津来的买办，大多临时住在英租界之内。而吴调卿、梁炎卿和郑翼之都临时住在招商局南栈。当时他们还没有发迹，只是住每月2~6元房租的普通住房。
后来，许多买办都拥有了自己的高级住宅。如逸信洋行买办孙仲英的花园住宅，造价达50多万元。王铭槐在英租界戒酒楼附近建造了自己的住宅。吴调卿也在法租界紫竹林红楼后面买到楼房一所。庚子年后，吴调卿、王铭槐都在英租界推广界达文波路（现建设路）购地自建住宅一处，与吕海寰、李盛铎相邻。另外两位，梁炎卿、郑翼之则在离此不远的英租界推广界广东道（现唐山道）英国球场以北建筑了两座相邻的花园楼房大宅。比他们稍晚，沿法国花园路而建的李辅臣、庄乐峰等买办的设计精美、风格各异的楼房巨宅，至今都是天津市引人瞩目的豪华建筑，吸引来津旅游者参观。
买办在生活上一般都相当奢华。吴调卿在世时家中人口虽不足20人，但生活费每年达5万元。家中的马夫、男女佣人竟达50~60人之多。当然，也有的老一辈买办因从小家境贫寒，封建思想又较重，往往是多种习性集中在一身。梁炎卿有妻妾4人，是15个儿女的家长。他一生不赌博，不奢华，屏绝烟酒，不备车马。从不为公益事业出大钱，一生用钱俭啬，只知努力存钱。他在全盛时期财产达2000万，在各买办中居第一位。等到第二代乃至第三代买办，像梁炎卿式的生活方式早已改变。穿西服、吃西餐、乘汽车早已司空见惯。
买办思想意识的真正深刻变化主要还不是物质生活方面的西化或奢华，而是表现在对子女的教育上。梁炎卿对子女教育问题的转变最为典型。他把长子梁赉奎送往美国读书，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和马萨诸塞州州立农学院。他要求子女精通英语，谙熟西洋人的生活方式、交易礼貌和商业往来习惯。他不准子女沾染社会恶习，但是却放任他们欧美式的奢华生活。梁氏子弟日常衣食起居一律欧化，他们都能讲得一口极流利的英语，并且具备英国绅士作风。打网球、骑马也都成了梁家子女的主要喜好，有的还成为闻名国内外的运动名手。梁炎卿的子女，大多数投身于进出口贸易和与外国经济有关的行业。
另一位大买办王铭槐则定下家规：子女从小学习德文。王铭槐的第三代王芷洲9岁即学德文，后来又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正值家道败落，于是转赴宁波教书。其父兄知道后，逼其辞职回津出任买办。梁炎卿、王铭槐对子女教育的变化反映着一种社会观念和价值取向的转变。与传统的中国社会士大夫不同，买办不强调儒家的纲常礼教和“学而优则仕”的出路，他们开始把经济活动，特别是与外国有关的经济活动视为家族的事业。买办们虽然有不少人千方百计地挤进官场，甚至花钱捐官，但是他们的目的不是做官，而是以官衔作为一种身份以保障他们商业活动的畅通。他们教育子女背离传统，读洋文、上洋学，应该说是对某些中国传统观念的挑战。
但是，买办受中国传统文化和习俗的影响仍然很深。除了个别人如雍剑秋西化程度很深，成为基督徒之外，大多数买办在精神文化方面表现为双重品格。他们过着双重的节日——圣诞节、新年和春节。不少年龄较大的买办，还常去天后宫烧香，如：正金银行买办魏信臣、平和洋行买办邢辅庭、隆茂洋行买办陈荫堂、德盛洋行买办张月丹、礼和洋行买办陈锡昌等，都是天后宫的常客。他们还是“香烛社”的重要成员。
永兴洋行买办叶星海出身贫寒，后来成为天津很有影响的大买办，他家因袭了旧天津大作寿诞、大办红白事的陋习。1929年7月26日是叶星海60岁生日，他借到黎元洪家的礼堂，请到500多位来宾。他不仅请到了劝业场全班杂耍演员，还由大华饭店承办西式宴会，花费极大。事有不巧，两个月后，叶氏病亡，他家又大举殡葬，出殡的大队在英、法租界巡回，绕了20多个街区才回到英租界进入特一区浙江义园，津门为之轰动。叶星海的寿葬两事反映了津门买办追求奢华、显示富有的传统积习。
从总量上，我们无法估计天津买办拥有多少财产。但是，从有关著名的四大买办的财产分析中，可以让我们对天津买办的财产规模有一个感性的认识。根据曾任天津海关道的蔡绍基估计，梁炎卿在全盛时期拥有财产大约2000万元，数目高踞天津所有买办之首。梁炎卿亡故后，他的子女析产时，财产估值为1000多万元。梁所拥有的股票和证券，据1938年的估值为500万元。1921年太古洋行买办郑翼之去世时，郑家的财产据估计大约为1000万元。据汇丰银行华账房的管账人说，1927年，吴调卿去世时，所遗财产大约四五百万两。同年，仁记洋行买办李吉甫财产估计大约为六七百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