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显异彩的天津城:天津地域文化构建

常常有人问:天津地域文化是什么样子?在影视作品中,操着天津方言的角色,往往是混星子、地痞、流氓、汉奸,或愚昧不堪的“大傻”、窝窝囊囊的脚行苦力。并且,还要把天津话夸张成粗野、伤害听觉器官的味道。这样的影视作品,不能准确反映相应历史阶段的天津文化状态。

天津文化的构成,至少包括“军旅文化”、“宫廷文化”、“漕运文化”、“帮派文化”、“市井文化”等诸方面。历史学家曾把天津的发展史追溯到先秦时期,明朝朱棣迁都北京,考虑到海滨无防,则如庭户无门,遂调来淮军镇守,并赐名天津,扩寨增防,按明代军队建制设卫。

有了天津卫,才逐渐形成实际意义的都市。一段时间里,军人是天津高度集中的群体。有种说法,土著人分布在72个居民点,谓之七十二沽。由于兵源来自同一地区,土著人又处于散居状态,使得天津卫里的母语语音保留了下来。因此,天津卫是座移民城市,天津人的先辈出身军人,或军人近属。长期的军旅生涯,形成天津的起源文化,这就是军旅文化。军旅文化具有难以磨损的硬性和持久性,豪爽直率、爱憎分明、疾恶如仇、见义勇为、牺牲精神,是天津人的性格特点。

天津设卫之后,盐业、商业、建筑业、手工业、饮食业、运输业吸引移民涌入。大批移民来自边防军的家乡安徽,随着居民的增加,开垦了大片处女地,即天津旧城东、南、西三个方向的沼泽和荒地,包括现今的东丽、西青部分区域。这就是包括旧城在内的,“天津方言孤岛”的大致范围。天津方言孤岛,600年乡音不变。

到了清末,天津成为离京城最近的大都市,有户籍的城市人口就达40万。这以后,天津还是“皇上”、“总统”们的避风港,名目繁多的王府、故居、花园便是这种状况的印证。

这些人来到天津,生活习性沿袭京城的一套,自然带来宫廷文化,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吃喝玩乐,弹拉说唱,享用绝对的高品位。此时起,天津话融进大量北京话语汇。老舍先生主编的《北京话语汇》,除了“挠子”之类个别俚语,大部分语汇存在于天津话的口语中。其中包括许多有音无字的满语,如:

“这人真格色”的“格色”,“胳肢人”的“胳肢”,“邋遢仨儿”的“邋遢”,说他“勺叨”他还“翻呲”梗脖子,“嘿唬嘿唬”他,“掴打”他两下,他就“耷拉”脑袋不“滋威”了。

这些词汇,能“就唬”用汉字写出来就写,写不了就说,“勺叨”说成“勺瓢”也行,明白就完。天津人洗衣裳,说是“(cou)衣裳”,小孩吃奶,说是“吃(gege)”,会说不会写。怀疑是满语的转音,北京话里没有。可能是满语中少数人的俚语,后来让天津人说“走界”了。

天津的民俗文化,主要是从军旅文化衍生来的。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兵勇退伍后,不肯离开生活习惯的沿海城市。两地分居的把家属接来,城乡差别在那儿摆着,再苦也比乡下强,顶不济练把式卖艺,功夫深的还可以开武馆带徒弟。撂地摆摊练把式卖艺,附带着卖小吃的、卖唱的兴盛起来,品种和形式也是从安徽传来的。当年西沽的太平花鼓会享誉津门,唱的就是凤阳花鼓调或是昆曲。

盐业、海运、漕运的发展,四海商贾八方游侠云集津门,奇闻怪论、道听途说俯拾皆是,为说唱者提供了大量创作素材,因此,天津的说唱艺术天下无比。

有艺术就有美学,有美学就有哲学。由于接触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天津人的处世哲学独具一格,奉行君子动口不动手的政策,练就了天津人机敏幽默的“卫嘴子”。万般无奈也是先礼后兵,得了势见好就收。笃信能人背后有能人,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仇人多堵墙。

又因目睹太平军和义和团的惨败,血雨腥风扭曲了天津人的个性,嘛事都看个底儿掉。市井文化折射平民意识,表象的玩世不恭与油滑,是反抗意识的消极表现。近代后期的天津人,轻易不拿鸡蛋碰石头,谁爱说嘛说嘛,任凭愣头青折腾,说出大天我不攒头。有便宜算白拣,倒霉事和我没关。天津人的这种处世策略,固然有消极的一面,但也不妨说老谋深算,是地域人群成熟的表现。

但是,国难当头的时候,天津人绝不含糊。百年来,天津承受的民族灾难首当其冲,跟英法联军、八国联军、日本鬼子全交过手,拼得血流成河,死拼到底不做孬种。

天津文化大俗大雅,其原因在于帮会遗留的习气。

清末民初,生活在底层社会的天津人,为了应对统治者的压榨,便按同乡或行业自发结成民间团体,最具影响力的是红帮和青帮。混混儿现象是旧中国沿海大都市的普遍现象。天津人始终把混星子视为不齿,视混混儿那一套为“臭狗食”、“杂巴地”、“狗食盆子”。一些不明底细的编导,错把混混儿当成天津的特产,当成天津典型人物的表现,让人难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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