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精神就是闯荡江湖、四海为家的精神。当代温州人就是因为有了这一精神，才有了温州老板遍天下的辉煌。阎锡山时代以后的山西人，在世人眼里似乎成了传统保守而死守故土的族类，殊不知数百年前山西人的乡土观念是何其的淡薄！
“若问我从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这句民谣就说明了在很久以前，山西人的脚印就开始迈出了家乡，走向邻近的省份乃至全国。明万历时的《潞安府志》就记载：“惟是好商游起家，婚娶故占籍，遂为东西南北之人”。山西北连大漠，山西人出塞北上，由来已久。明代蒙汉互市开通，山西人北上贸易者日益增多，并且出现了私自逃到塞外定居之人。清朝放宽出塞的限制后，山西人北上经商、种地、搞运输、从事手工业者更是络绎不绝。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走口外”、“闯关东”。走口外是指出杀虎口或张家口，前者为西口，后者为东口，闯关东是指到东北地方。
晋商自称：凡有麻雀能飞到的地方就有山西人。
明代山西商帮的活动区域，还处于半天下的态势。有清一代，山西商人进入鼎盛时期，其商业网络遍布国内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并延伸到整个北部地区，可以说足迹“遍天下”。以“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来描绘山西商人一点也不为过。从蒙古草原的骆驼商队到扬州起锚出海的商船，从呼伦贝尔草原的醋坊到贵州茅台酒厂，都有山西人在酿造、出售；南起香港、印度加尔各答，北到俄罗斯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到日本大阪、神户、横滨、仁川，西达塔尔巴哈台、什噶尔、阿拉伯国家，都留下山西商人的足迹。他们中有不少人可以用蒙古语、维吾尔语、俄语，与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洽谈贸易。当今晋商遗迹随处可见：扬州的亢园、苏州的全晋会馆、亳州的老西庙等等。
1961年有人在北京调查，55个明清工商业会馆中有山西会馆15个，占27%。如同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商人在伦敦发展建立了伦巴第街成为英国金融中心一样，晋商云集的张家口日升昌巷（以日升昌票号命名）曾一度成为北亚的金融贸易中心。山西商人所到之地，设庄贸易，成为商品集散之地，逐渐由普通的村镇发展为城市，无怪在东北有“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内蒙古有“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青海有“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之说。
山西人背井离乡外出经商者有多少人，迄今无法稽考。1933年7月1日截止的山海关报告反映，东北沦陷，从关外返回的山西商人达17万之众，估计不及晋商的1/3。又，1920年阎锡山接见因俄国“十月革命”从俄国返回的山西商人代表时，汾阳代表说，在俄国的山西商人有一万人。可以说，山西商人以其特有的开拓进取和冒险精神，在明清时代演出了一场长达数百年的宏大致富史诗，其舞台之广阔，演员之众多，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
山西人在飘泊中找到了商机，在闯荡中走上了兴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