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作为晋商最普遍敬奉的神灵，并形成商人普遍尊崇的一种文化，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更有推动晋商走向辉煌的伦理意义。
关公是山西解州人，三国桃园结义的故事妇孺皆知。民间崇祀关羽，让关羽走上神坛，至迟在隋代已经出现。以后又经历代皇帝屡屡加封，到明朝时关羽已上升到很高的位置。
1614年（明万历四十二年），明神宗更加封关公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到清朝时关帝庙遍及全国每一村落，“县县有文庙，村村有武庙”。有学者推算，至清末民初，全国以30省计，每省以100县计，全国约有孔庙3000座；又以每县100村计，全国有关帝庙30万座之多。武庙数目之多，分布之广，信仰人数之众是孔夫子望尘莫及的。也可以说形成了“关公文化”现象。赶会过庙既是民间文娱活动的一种形式，也是民众乞求消灾降福的一种心理上的自我寄托。而商人更希望得到关帝的庇佑，所以在受到帝王保护、推崇的“关公文化”运动中，山西商人借助于地缘亲情，在经商足迹所至之地建庙立祀，成为造神的主导力量。
山西商人之所以对关羽情有独钟，膜拜之至，奉他为精神领袖，最根本的原因是关公一生身体力行“忠义”二字。
忠就是“尽己”，就是责任心，就是爱国。以爱国为使命，以社会大众为考虑前提向来是经营任何事业的第一条件。谚云：“大河有水小河满。”没有国家的安定，社会的繁荣，就没有企业的生命和发展。山西商人深明此理。1554年（明嘉靖三十三年），山陕盐商为反抗日本海盗入侵，曾选善射骁勇者500名作为商兵，协助防守扬州。1567年（明隆庆元年），江苏松江倭寇压境，山陕诸商曾“协力御之”。清后期，英国的一个公司通过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获得了山西盂县、潞安（长治）、泽州（晋城）、平定、平阳（临汾）五处煤铁采矿权。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山西商人积极参加了山西人民的争回矿权运动，特别是山西祁县富商渠本翘出于爱国热情，多方奔走筹措赎矿银，山西各票号也全力以赴，短时间内就筹集银150万两，终于从英商手中赎回了山西的煤铁采矿权，保护了山西的煤铁矿藏资源。
“信义为上，利从义来”，是商人从几千年传统文化中得到的最有价值的传家宝，而关羽被人们誉为最讲“信义”的神灵，因此，山西商人以关羽的“义”来团结同仁，摒弃“见利忘义”、“不仁不义”等不良观念与动机，以关羽的“信”来取信于主顾，摒弃欺诈行为。山西商人不仅在家中、店铺中供奉关羽，而且在各地的会馆中为关羽修殿盖宇，其目的就是请这位神威广大的神灵，日夜监督他们的精神世界和商业活动，同时从关羽身上汲取无穷的正义力量，使商业活动立于不败之地。
河南南阳赊旗山西会馆一通碑有这样的记载：雍正时有的商号改换戥秤，大小不一，于是全行商贾齐集会馆关帝庙，公议秤是16两，戥依天平为则，公议之后，不得私下更换戥秤。如有犯者，罚戏三台，如不遵者，举秤禀究官治。
山西商人齐集关帝庙议事，实际上更重要的伦理意义在于借助于神祗的精神威慑力量，增强商人在神祗监督下的自我约束能力，警惕“见利忘义”、“不仁不义”、“损人利己”、“独网其利”等邪恶动机的产生，树立起诚商廉贾的商家正气。
“忠义”两字，把晋商推向了宏大的商业舞台。在山西商人的影响下，其他商人对关羽的崇祀也渐成风气。正如清史学者郭松义所说：“明清以来，山西商人又遍布全国，当时各地的许多祀关坛庙，就是由山西商人出资修造的，其他商人受其影响，相互效仿，因此形成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