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小官儿的孩子，确实有一种轻视。如一位本校老师的女儿，很是天真泼辣，我却看不起她，把她的泼辣视为俗气、爱穿新衣服视为臭美。还有一个男生叫张柯，是新转来的，喜欢唱京戏。我感到他父亲官儿不很大，戏称他为“张科长”，老善意地挖苦他。
我的父亲是九级干部，在同学中不属最高，也不是最低。但自己心中还是暗暗嫌父亲官儿小，一九三〇年入党的，怎么才混个九级？当有同学问我父亲多少级时，我曾说过八级。因为照实说了，我总觉得不如一个中将、上将硬气。在育才这种干部子弟的环境下，潜移默化中我已经懂得虚荣了，以父亲官儿小为耻。但由于说瞎话很累，必须总得记住，不能前后矛盾，让人戳穿了就更丢脸，所以大多数时候，我都老实承认父亲是九级。
我曾特地问过哥哥，爸爸的级别合军队上的几级，够不够得上将军？哥哥告诉我，爸爸的级别大校是绝对够了，少将也差不多够。因为八、九、十级都属于军级干部，军队就有九级的少将，我知道后特别高兴。
有的同学总爱往高了说自己父亲的官儿，明明是个科长却说成处长；明明是处长却说是局长；明明是局长却说是部长。我对这类吹自己老爸官儿大的家伙恨之入骨，虽然自己也偶尔吹过。
老师常常教育我们：育才学校是诞生于延安的干部子弟学校，你们和一般人不一样，你们都是革命的后代，与革命有天然的血缘，中国的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身上……让我们小小年纪就充满使命感，要充当中国革命的栋梁。
许老师对高干孩子和平民孩子绝对不一样，比如，她从来就没有碰过姬军一下，因为报纸上经常出现姬鹏飞的名字。开家长会时更明显。对领导或领导秘书，她点头哈腰、毕恭毕敬；但对普通家长，就不那么鸡啄米一样地点头。她老喜欢挖苦嘲讽桑桂兰像个家庭妇女，暗示桑桂兰的母亲是个家庭妇女，她受了她母亲的影响。其实桑桂兰的父亲是个参加革命很早的老同志，可能职务不高；她母亲是为了支持她父亲搞革命才失掉了工作的。
那时候，很多高干的孩子根本看不出什么特殊来，穿得破破烂烂。比我大几届的育才校友戍大燕，是他们班上穿得最差的孩子。春游时，天气已经很热，他还光着膀子穿件棉袄，连件衬衣也没有。他的一双布鞋，前面露脚趾头，后面露脚后跟，跟乞丐一样。老师批评他：“你怎么搞的，这么邋遢，你的家长是怎么当的，一点儿不负责任，星期六你让他来找我。” 星期六接孩子的时候，戍大燕领着一个头戴瓜皮小帽、身穿黑棉袄，活脱脱的一个老农民来见老师。这人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对老师说：“我是戍子和，大燕的爸爸，孩子卫生不好，我有责任。”老师愣住了，他知道戍子和是薄一波的助手，财政部第一副部长呀！竟然俭朴得像个老农民。
我潜意识里常常幻想父亲是一个将军，那多威风！很为他只混了一个北京师范大学的头头难为情。母亲写的《青春之歌》里有个小资产阶级主人公林道静让我感到羞耻，母亲的妹妹白杨是个著名的电影演员也让我感到不光彩，因为电影明星等同于资产阶级。谁要在我面前提林道静或白杨，我就气得要命，立刻翻脸。我私下觉得文艺界资产阶级味儿浓，跟她们沾上关系，不如跟红军、八路军沾上关系光荣。
我多么羡慕那些出身于革命军人的小孩儿啊！有一次，母亲带我上街，可能是在阜成门外，碰见了一个育才的同学。我感到特不好意思，赶忙与母亲拉开距离，因为觉得母亲穿着太洋气，跟上海资本家的阔太太一样。她还把头发弄个大疙瘩系在脑后，像个羊尾巴，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北京大街上，极少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