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妈妈曾给我买了一双翻毛皮鞋。这在一九五五年时，算是很高级的鞋。可我不好意思穿，觉得太与众不同，就放在床底下。结果一只鞋的舌头被人剪掉，可能是用来做弹弓夹石头的皮子了。母亲以为是我自己剪的，批评我穿衣服挑挑拣拣，不艰苦朴素。我竭力向她解释不是我剪的，她却不相信，认为没有人会干这种事，除了我。
母亲对学校里的弱肉强食、小孩子潜意识里的嫉妒心完全没体会。
李春生嘴唇上的豁口，二年级时就做手术缝了，留下一个大疤，可依旧饱受欺凌，每跟同学有了矛盾就被骂做“三瓣嘴”、“丑八怪”、“兔子精”。我俩同病相怜，都不喜欢这个冷冰冰的班级。星期日下午回到学校后，我俩经常一同钻到校门口的柏树墙里放声痛哭。
班里最厉害的是一个蹲班生，个子高大，身强力壮，满脸疙瘩，叫邓东进，父亲在解放战争中牺牲，是中共早期领导邓中夏的亲戚。邓东进虽系烈士子弟却特爱欺负人，常无缘无故地打同学。他扭过我胳膊，把我扭得像麻花一样，逼我叫他爸爸，我只好乖乖地叫，比真爸爸还叫得响。最绝的是他会慢慢地走到我面前，微笑着朝我脸上吐唾沫。而我只敢用手擦去，却不敢同样啐他一口。
与这些小狼们相比，不大关心我的父母就太仁慈善良了。从星期一就盼着快点到星期六下午，家里来人接我。到了星期六中午吃完饭后，是个最快乐的时刻！谁的家长来到，广播里就喊谁的名字。每当我听到喇叭里叫到了我的名字，心里甜蜜极了，马上就往校门口跑。哥哥常来接我，偶尔母亲也来，印象中父亲从没有来学校接过我。
但星期日下午该回学校了，又是一个最悲哀、最凄凉的时刻。千不想、万不想离开家，回到那个总被强壮小孩儿欺负、充满暴力的动物园。所以，每到星期日下午我就变得格外老实安静，格外听话，对母亲格外热情、格外巴结，期望着她让我在家里多待一会儿。
可我还是常常连晚饭都没吃，就被家里送回了学校。刚一进学校，想到又将沉浸在冰冷的，没有尊严的，要向厉害小孩儿谄笑的环境里，我就痛苦万分。我不愿意回宿舍，觉得校门口是离家最近的地方，就经常躲在校门口的柏树里啜泣。
生活上父亲从不管我。母亲也是事业型的女性，非贤妻良母，终日埋头写书，也不大过问孩子的事。我没有合适的棉衣、棉鞋，脚常常被冻肿。我讨厌洗脚，因为洗完后，湿脚特容易冻。这习惯沿袭至今。
冬天被冻得瑟瑟发抖时，下课后，我最喜欢和同学们玩儿挤墙角的游戏，一个人在最里面，其他人往他身上顶、撞……当我被挤在最里面的时候好暖和。
但这样的环境对一个弱不禁风的病号，也是一种锤炼。我一天天长大，也一天天健康、一天天强壮。
大约二年级左右，农村的姑姑给我捎来的花棉袄，我已经不喜欢穿了，嫌它土气。我也不再那么想念姑姑，不再那么想念农村老家，我开始有意识地想去掉自己身上的农村痕迹——很可能就是穿了那种农村捎来的土布衣服，才让我在同学中屡屡挨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