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学生人数众多，教育体制变成了死记硬背型和应试型。一个好学生可能考试得分很高，熟知教材内容，但是不一定能理解所学知识的精髓，更不能说学到了真正的知识。好老师的标准是他所教的学生考进大学的人数最多。高中老师的奖金通常与有多少学生考进大学相挂钩。
一位中国家长把教育体制描述为只能培养能找到好工作的学生（因为他们自顶尖大学毕业或有骄人的考试成绩）。然后它没有教学生怎样去做好自己的工作，如何与他人相处，如何更有创意，也没有教他们怎样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富有成效！
海花20世纪70年代中经历了这种教育体制，她没有学到学习的方法，而是跟着老师不断重复，只是记住课本内容。她也许强化了短时记忆的能力，在头脑中储存了可能在考试中出现的试题的答案，但是在随后的很长时间内她也渐渐丧失了学习的兴趣、激情和思考的能力，乃至失去了倾听自己内心深处声音的能力。
这种教育体制在一个方面确实做得很好--它教会学生对权威的尊重和服从。没有人敢质疑老师，因为他或她是这一科目不容质疑的权威。对于白纸黑字印在课本中的内容没有人提出任何疑问，任何问题都只有一个正确答案--那就是书本上的答案，老师赞同的答案。
如果学生表现出主动性，对一个问题提出疑问，就会被认为是不尊重老师。在尝试了几次以后，很多中国人很快学会了只在清楚划定的界限内行事，造成对积极思维和主动性的完全回避。
而没有成为“好学生”的那些人却在进入社会后做得十分成功。事实上在中国，大多数成功人士都不是成绩顶尖的“好学生”。
刘扬是一个很有名的年轻设计师，她在德国柏林经营自己的设计公司，她的设计作品享誉欧洲，在美国和欧洲各地都广泛展出过。作为艺术家和工程师的女儿，她聪明伶俐，13岁时她随父母迁居到德国。
用她的话讲，她的学生时代一直都很叛逆，“绝对不是个好学生”。在北京念书的时候她总是不听话，常常挑战老师，也总是不断受罚。她说当时的一个惩罚就是让学生站在教室外院子的角落反省。“我想我站过校园里老师能想到的所有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