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用不对称信息分析来解释亚洲金融危机。这一分析强调危机是由一些基本因素决定的，特别是金融体系中的问题。这与当时危机爆发时多数专家的研究结果相一致。然而，这一分析并没有否定非流动性和多元平衡也在其中起一定作用的观点。
对绝大多数危机，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促使不对称信息问题恶化并导致金融危机的关键因素是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特别是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状况。与以前的金融危机一样，例如进行过类似分析的1982年智利金融危机和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金融自由化导致由资本流入支持的借款猛增是危机过程的开始，一旦放松利率封顶和借款类型的限制，借款就会急剧增加。当时亚洲金融危机国家信用扩张速度远远超过GDP增长速度。借款激增问题并不是借贷的扩张，而是扩张得太快以致造成过大风险，以及相应的未来的贷款损失。
在东亚金融自由化后之所以发生承担过度风险的问题，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当面对金融自由化后新的贷款机会时，金融机构的管理者缺乏有效的风险管理经验。而且，随着信贷的迅速增加，金融机构无法迅速增加必须的管理力量（如受过良好训练的贷款员、风险估算系统等）来有效监控这些新的贷款。
承担过度风险的第二个原因是规章或监管体系不健全。即使不存在明确的针对银行系统的政府金融安全体系，也很明显存在内部隐含的安全体系，从而导致道德风险问题。存款人和那些贷款给东亚银行的外国贷款者知道政府很可能会出面保护他们，所以没有监督银行的动力，从而导致这些机构承担过度风险并主动地寻找新的贷款机会。
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那些东亚国家，在金融法规和监管方面十分欠缺。当金融自由化带来新的冒险机会的时候，这些规章或监管弱化的体系无法控制由政府保护体系造成的道德风险，并形成承担过度风险的局面。由于信贷快速膨胀，银行监管者的资源局限性，从而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因为银行开展新业务，业务的发展速度很快，所以银行监管单位同样无法迅速增加监管力量（受过良好训练的检查人员和信息系统）来跟上其增加的监管责任。
资本流入使这一问题进一步恶化。一旦实行金融自由化，因为能获得高收益并能得到政府性安全体系的保护，国外资本流入新兴市场国家的银行。这种政府性安全体系由新兴市场国家政府或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提供。这样，资本流入会促进信贷激增，导致部分银行承担过度风险。这正是东亚国家的情况，1993～1996年，每年的资本流入量为500亿～1000亿美元。有大量私人净资本流入的亚太地区新兴市场国家，其银行体系也存在可观的膨胀。
金融自由化之后信贷激增的结果是巨额贷款损失和随之而来的银行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对东亚国家来说，未偿还贷款占总贷款的比例上升到15%～35%。银行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是使这些国家陷入金融危机的关键因素。
在像东亚国家那样的新兴市场国家中，银行业的问题通过两条途径导致金融危机。首先，银行机构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会导致银行限制贷款范围以改善资本充足率，甚至会直接导致全面的银行危机，这种危机使许多银行无力偿付债务，从而直接削减了银行体系贷款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