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卷四 周本纪第四（4）

 　　　　
　　武王克了殷以后，经过两年，向箕子询问殷灭亡的原因。箕子不忍说殷的缺失，只是以存亡之道与国事所宜相告。武王也觉得不好意思，所以就只以天道询问他。
　　
　　武王病了，而天下尚未安定，太公、召公等都很忧惧，敬慎地占卜着。于是周公就祓洁斋戒，要以自己作为质押，替代武王的死，武王的病就痊愈了。过几年武王崩逝，太子诵代立，那就是成王。
　　
　　成王年少，加上周才刚平定天下，周公恐怕诸侯背叛，就摄理国事，主持政务。管叔、蔡叔等诸弟怀疑周公别有所图，就会同武庚作乱，背叛了周室。周公奉了成王的命令，讨伐他们，诛杀了武庚、管叔，并放逐蔡叔，以微子开（案：应为微子启，避汉景帝讳改）代殷后，立国于宋。又收服了一些剩余的殷人，用来封给武王的幼弟封，以为卫康叔。晋唐叔得到一种代表祥瑞的谷子，献给成王，成王就送给了尚在军中的周公。周公在东方接受了这嘉禾，颂扬天子的美赐。当初管叔、蔡叔反叛周室，周公讨伐他们，费了三年才完全平定，所以起初先作《大诰》，其次作《微子之命》，其次作《归禾》，其次作《嘉禾》，再其次又作《康诰》、《酒诰》、《梓材》等篇，这些事迹都记载在《鲁周公世家》。周公代行政事七年，成王长大了，周公将政权交还成王，自己面朝北而回到群臣的位置中。
　　
　　成王在丰，依照武王的规划，命令召公继续营造洛邑。周公又再卜择，反复视察，终于建造完成，就将九鼎迁置在那里。说：“这里位于天下的中央，四方来入贡的，道途都一样长。”作《召诰》、《洛诰》。成王将殷的遗民迁到洛邑后，周公就以王命告诫他们，作《多士》、《无佚》。成王以召公为保，以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歼灭奄国，将他们的国君迁到薄姑。成王从奄回来，在宗周，作《多方》。废黜殷祀以后，袭击淮夷，回到丰，作《周官》。兴作并考正礼乐，各种制度到这时就改定了，而人民和睦，兴起了太平歌颂之声。成王征伐东夷以后，息慎来贺，王赐号荣伯，作《贿息慎之命》。
　　
　　成王将崩逝时，恐怕太子钊不能胜任，就命召公、毕公率领诸侯以辅佐太子，而后立钊为王。成王崩逝以后，召公、毕公就率领诸侯，与太子钊见于先王庙中，告诫他以文王、武王所以能够成就王业的不易，重要的是在节俭，不可以有过当的欲望，要以专志诚信来做事，于是作《顾命》。而后太子钊才继立，这即是康王。康王即位以后，就遍告诸侯，向他们宣告文王武王的德业，以申诫诸侯。因为成王康王都是这般地戒慎恐惧，所以在那时候，天下安宁，一切刑罚都放在一边，有四十多年派不上用场。康王命作策官名叫毕的，使人民分别村落而居，划定周都的郊境，作《毕命》。
　　
　　康王去世，子昭王瑕继立。昭王的时代，王道略有缺失。昭王到南方巡行，却没能回来，而死于长江上（案：应为汉江）。昭王的死，并没有告丧于诸侯，那是为了隐讳这件事。诸侯拥立昭王子满，那就是穆王。穆王即位时，年纪已经五十岁了。这时王道衰微，穆王忧虑文王武王所留下的善政有所缺疏，就命伯臩为太仆，以国家的政事申诫太仆，作《臩命》。天下再度安宁。
　　
　　穆王将征讨犬戎，祭公谋父谏道：“不能这么做。先王对天下只是显示德惠而不列兵以示威。兵平常收敛着，在适当的时机才发动，这种发动就能有它的威势；如果常常列兵炫耀，那就很容易流于玩忽，玩忽就不足以让人畏惧了。因此周文公（周公旦）的颂歌说：‘收起了兵器，藏好了弓箭；我只求那美善的德惠，遍及于中国。相信王能长保周邦。’先王对于老百姓，只是勉力去匡正他们的德行，敦厚他们的性情，增加他们的财富而方便他们的工具。明示以利害好恶的方向，以礼法来引导他们，使他们尽心于求利而避害，感怀恩德而畏惧威势，因此能保守国运而更为壮大。从前我们先王世世做后稷的官，以此为虞、夏做事。到了夏朝的末世，废弃了稷官而不重农事，我们先王不窋因此失了这官，而自己流窜到戎狄的地方。他在那里也不敢荒怠祖先的事业，经常地在加重德惠，遵循祖先的遗绪，修治训教典法，早晚都很敬慎勤奋，以敦厚笃实自守，以忠心信义自待。一代代都能成就德业，而不愧于先祖。到了文王、武王时，更发扬从前的光辉明德，再加上慈爱和合，敬事神明，保护人民，使人神没有不欣喜的。商王帝辛有大恶于人民，人民无法忍受，就很欣然地拥戴武王，武王才对帝辛用兵于商都郊外牧的旷野。因此先王并非崇尚武事，只是很深切地忧恤人民的隐痛，才为他们除害的。先王的制度，在王畿内的是‘甸服’，在王畿外的是‘侯服’，环卫着侯服的是‘宾服’，在夷蛮的是‘要服’，在戎狄的是‘荒服’。属于甸服的要供应天子每日的祭礼，属于侯服的要供应每月的祀礼，属于宾服的要供应四时的献享，属于要服的要负责岁贡，属荒服的要以王者侍奉天子之礼——祭礼依日，祀礼依月，献享依四时，进贡依岁，荒服则终生朝王一次。先王为求祀典的顺当，甸服有不供祭的，就修正自己的意志以自责；侯服有不供祀的，就修正号令；宾服有不献享的，就修正典法；要服有不岁贡的，就修正尊卑职贡的名号；荒服有不朝王的，就修正自己的文德。如果这些都依次做了，而仍然有不来的，才动用刑罚。于是才有刑罚不供祭的，讨伐不供祀的，征伐不献享的，责备不进贡的，告谕不朝王的。于是才有刑罚的法令，有攻伐的军队，有征讨的武备，有威严谴责的诏命，有晓谕的文辞。如果谴责的诏命发布了，晓谕的文辞也公告了，而蛮夷戎狄仍然有不贡不朝的，那么天子就要加强修治自己的德业，不必劳动人民去远征。因此近的国家没有不听附的，远的国家也没有不服从的。而现在的犬戎氏，自从大毕、伯士卒后，一直是尽他荒服的职责来朝王，而天子却说：‘为了他们的不献享，我一定要征伐他们，而且陈列重兵以示威。’——献享可是宾服的职责——这样岂不是废了先王的训示，而王或许也要受到劳顿了吗？我听说犬戎的国主树敦，遵循先人的善德而能一直保守着纯朴强固的民性，他们应该有可以抵御我们的力量了。”穆王到底还是征讨犬戎，只得了四头白狼和四头白鹿回来，但是从此以后，属于荒服的国家就不来朝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