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人第五 张謇(3)

  不久,张謇接到父亲病危的电报告假回家,当他赶到家中,老父亲已经去世。他以未能亲奉老人归天为终生憾事,直至七十岁修订《年谱》时还说:“一第之名,何补百年之恨,慰亲之望,何如侍亲之终。”按照惯例,他得为父丧守籍三年,这也正好让他摆脱朝廷内的派系斗争。回籍的第二年,即 1895年 4月,甲午战争失败的大清帝国派李鸿章为代表,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了《马关条约》,使中国的主权进一步丧失。“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张謇丁忧在家,“既成进士而父见背,不及视含殓,茹为大痛,国事亦大坠落,遂一意斩断仕进!”
  
  1895年成为当时中国国士们的选择之年。简在帝心的康有为选择了变法,上书无望的孙中山选择了革命,张謇以状元之身选择了实业。他们都要为时代注入活力,康有为和孙中山的选择是做中国历史的操盘手,“彼可取而代之”,张謇却在傍近实权人物的经历中知道如何经营实力,大丈夫当如是,靠实力说话、实业救国。传统士绅一向轻视商人、实业,直到今天,儒生、儒家思想能否与现代商业精神并行不悖仍有争议,但在现代转型的中国史上,一些中国人却成为力行者。张謇由儒入商,成为儒行商界的时代人物。为了“开风气而保利权”,实力派人物、两江总督张之洞正式札委张謇经理通海一带商务,要求他招集商股,在通州兴办纱厂。张謇踌躇思索多日,认定“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慨然应允。他为此辞官并屡召不应,“吾通因世界之趋势,知文化必先教育,教育必先实业。”
  
  张謇创办了中国人自己的纺织厂 --大生纱厂,大生的寓意是:“通商惠工,江海之大;长财饬力,土地所生。”那是儒生们服膺的一句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张謇的解释是:“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一要使得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他认为富国强民的基础是农业,根本是工业。工业中又可分为“至柔至刚”(或曰“至黑至白”)两类:至刚至黑的是钢铁,至柔至白的是纺织,这就是他所谓的“棉铁主义”。张之洞发展了钢铁业,他则要从纺织业入手,营造独立的近代民族经济体系,进而参入全球范围的“文明竞争”。从 1899年开车纺纱至 1913年,大生纱厂共获净利约五百四十万两白银,发展成为拥有资本二百万两和六万七千纱锭的大厂。
  
  在当时,由“做官”变为“做事”,困难重重。在大生纱厂内,曾悬挂画师单竹荪绘制的四幅“厂儆图”分别名为《鹤芝变相》、《桂杏空心》、《水草藏毒》、《幼小垂涎》,由张謇的好友顾锡爵题诗作注,即是大生纱厂的发展诗画史。《鹤芝变相》中的“鹤”指潘华,字鹤琴;“芝”指郭勋,字茂芝。他们是大生纱厂在上海的董事,曾承诺筹集股金四十万两,但直到厂址择定开始购地建房的时候,潘、郭的股金还分文未见。后工厂改为官商合资,潘、郭承诺筹股二十万两,后来又改变承诺,只答应筹股八万两。最后未交一分一厘,公然退出董事会,使大生纱厂创业伊始就遭遇了一次危机。《桂杏空心》中的“桂”指江宁布政使桂嵩庆,“杏”指官僚买办盛宣怀(字杏荪)。盛曾许诺筹资二十五万两,桂曾许诺助筹五六万两,但二人后来食言自肥,见死不救,使张謇“中夜彷徨”、“忧心如捣”。《水草藏毒》讽刺通州知州汪树堂及其幕僚黄阶平,他们煽动士人递呈抗议,聚众滋事,给张謇加上了办厂扰民的罪名,多次给大生纱厂设置障碍。《幼小垂涎》影射上海商界巨子朱幼鸿、严小舫。当时大生纱厂纺机一开,每日需耗工本四千两,不到三个月,三十六万流动资金即已耗尽,朱、严却想乘此危难之际巧取豪夺。为创办纱厂,张謇曾“反复筹虑,彻夜不能寐,绕屋而走”,在进退维谷的时候,他只得低下头来,“忍侮蒙讥,伍生平不伍之人,道生平不道之事,舌瘁而笔凋,昼惭而夜椣者,不知凡几。”大生厂创办之时,张謇亲自撰就一副楹联:“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这副对联后经翁同龢手书,道出了纺织工业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翁还为张謇力行之画题诗:“一水分南北,劳君独荷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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