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你们在书中提到了一个实际情况，有的西方人愿意用自己的模式为标准，并希望其他国家也采取这种模式。这涉及到某一种模式是不是具有普适性（universality）的问题。
一般说普适性是指两个方面：一个是平面的伸延，就是世界各地都适合；一个是时代的伸延，以前适合，现在适合，将来也适合。在自然科学领域呢，这是毫无疑问的，比如说牛顿的三个定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中国、美国、奥地利，都是适合的，甚至于在火星、金星上都是适合的。所以，自然科学的定律的普适性是绝对的。
可是在讨论社会科学的普适性时就要十分小心。比如凯恩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因开创了所谓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而著称于世。代表作有《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货币改革论》、《货币论》等。）的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初，对美国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到了40年代，美国人就不使用凯恩斯的理论了。那么今天遇到了危机，有人又想到了凯恩斯的理论，但是今天却不能完全照着凯恩斯的理论去做，所以说它有时间和地点的限制，不能说有普适性。
您在历年的著作中都对社会的发展做了推论。在自然科学领域，在一定条件下，用外推法是比较准确的，但您是综合了您的全部知识和智慧，做了一个延伸的预测或预言。这是很不容易的，您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
奈：谈到您说的这种外推法，其实有许多种，很多时候是通过已有的数据来推断未来的数据。可是我不是去推断数据，而是推断人们的观念。
赵：那您的方法应该叫analytical extrapolation。
奈：也许可以这么叫吧，解析外推法。
多：我想回到刚才所谈的内容。您把科学和科学发现同人们的行为规则进行比较，我想它们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因为不管是牛顿还是爱因斯坦，所有发现的自然条件总是存在的，它们从未改变，问题只是我们将在何时发现何种真理或何种事实并给它命名，其他一些可能的发现我们迄今尚未能知晓。此外，有许多事情没有绝对真理，那些就是我们需要创立规则的事情。我们永远不能为自然创立规则，究竟是太阳围着地球转还是地球围着太阳转不是由我们决定的。但是，我们能够极大地影响阳光下的这个世界生活的规则，那就是我们能够宣称何谓正确、何谓错误的领域，这当然也是和谐世界的难题。
赵：但是世界的规则，需要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认可。谁也不能宣布他就是真理的代表者或者上帝的代表者。在2000多年以前，中国处于战国时代，存在着许多小国家，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相处就是用战争来解决问题。这时候人们就会厌烦战争，于是就有智者提出“求同存异”，或者是“求大同存小异”，而不是求完全相同，因为人们的思想不可能完全相同。所以在中国哲学里，“求同存异”以及“和为贵”的理念一直延续到今天，这样，我们的先哲创造出了一个和谐社会的信条。
奈：的确是这样。您刚才提到的求同存异的原则确实非常重要。今天，我们放眼世界，就会发现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各国在经济上的互补性越来越强，相互依存性越来越高。而与此同时，各国也更加重视其民族的文化属性。所以，二者是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随着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度进一步提高——这是一个相互融合的过程——你的文化面临着挑战，各国会更加强调各自文化的属性和特征。
赵：人们都相信自己的母文化，熟练地使用母语，喜欢自己国家的饭菜，于是很自然地希望最好全世界都和自己有一样的语言和饭菜。但实际上，这是绝对做不到的。所以，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是必然长存的。现在欧盟强调多元的文化，我觉得这一点是先进的。
奈：您刚才提到了欧盟在欧洲主张多元的文化，但实际上欧盟可能并没有那么重视或承认其他国家的多元文化，它所谓的多元化只能是在欧洲地区的。
多：现在我们渐渐成为越来越亲密的伙伴了。这有点像我们坐在游泳池边，大家都能同意彼此可以和谐地向前游。问题是我相信我们大伙都是有竞争性的，我们具备竞争性是因为我们总是用对照的标准来衡量一切，我们用他人的成功来衡量我们自己的成功，我们用他人的形象来衡量我们自己的形象，我们用另一种文化来衡量我们自己的文化，总有些超过人家或者不及人家的地方。这种天性要从本质上克服是非常困难的。
赵：“比较”不仅是学者们的重要的学术方法，也是广大民众看问题的方法。但是在比较中，最不容易有一致看法的就是政治理念，世界政治制度的多样性是实际存在的。比如说，如果认为唯有两党制和议会制度是最合理的，其他的制度都是不对的，这就限制了别人的选择自由和创造性。如果硬要这样去要求别的国家，冲突就在所难免。在当今世界，有些西方国家一定要中国参照他们的制度或者把他们的制度照搬过来，这样要求，中国人觉得不合理，也不能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