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战局艰难，牺牲巨大，但中华民族最终赢得了一场百余年来从未有过的伟大胜利。这场伟大的胜利，是世界人民辉煌的反法西斯胜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战后的中国，堂堂正正地成为了世界大国。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的时候，同盟国的领袖们就开始构思战后维护世界和平的“联合国”体制。美国总统罗斯福认为，美、苏、英、中四国在战争中不但为自己的国家流血，还为其他的国家作了无法计数的牺牲，应该是战后国际事务中最具权威的发言者。《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宣言》、《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文件上，中国是第一批签字国。战争后期，蒋委员长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邱吉尔、苏共书记斯大林一起，频频亮相于国际舞台，俨然国际巨头。战争结束后，作为联合国的创建者之一、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人出尽风头。
这是何等的风光！自中国人与西方列国打交道以来，何曾有过这般风光？1840年以来，中国人在一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尝尽人间屈辱。如今，终于有了绝地而起的机会。
对于战败国日本，中国人表现了大民族的大胸怀，放弃巨额战争赔偿，即为大国风范之明证。甲午之战，庚子之约，日本人曾经向中国政府索取了巨额的赔款，在台湾、东三省等被占领土上，更是有着无情的掠夺，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当在数千亿美元，无论从民族感情上还是按国际惯例，向日本人索取赔款，都天经地义，但中国政府除了接受在华领土上日产之外，放弃了其他要求。蒋介石在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当天的一篇演讲中，展现了一个大国的浩荡之风：
我中国同胞们必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然而，有理智的人一眼就能看出，中国的大国身份，更多地存在于理论之中。以当日中国的国力以及在国际上的真实地位，极难与美、苏、英等大国比肩；放弃赔款，不过是故作姿态之举。二百年来，这个庞然大国所遭受的内伤和外创，过于沉重，虽然革新的机会此时已经来临，但片刻之间，仍然难以振作。这个苦难太多的国家，在政治、经济、风纪、法度、道德等方面，仍然处在深沟谷底。
国民政府对沦陷区的接收工作，一片混乱，政治的黑暗，道德的沦丧，官员的堕落，于此中一览无余。在日本宣布投降、接收大军尚未进入的这段时间，全部沦陷区处于“真空”状态，社会治安大乱，盗匪横行。既无精神准备更无实际预案的国民政府，对此束手无策，只有放任各路接收大军，以比盗匪更为凶恶更为狰狞的面目，涌入沦陷区，接收变成了“劫收”。
国民政府的接收并无统一布置，而是分多条线进行。中央军事委员会、国民党党部、政府机关、各武装部队、地方政府纷纷在沦陷区设立接收机构，各类接收名目如“敌伪机关及资产接收委员会”、“不动产处置委员会”、“敌伪侵占平民工商企业处置委员会”等等，令人眼花缭乱。各个接收机构的背后都有着背景深厚的利益集团，彼此之间争夺激烈，在有的地区甚至以武力相向。手中有枪者，最为神气，他们可以搜捕卖国投敌分子为名，“接收”各种财富。最倒霉的，当然是普通的老百姓，他们个人的私产，往往也被“接收”。
在湖南岳阳，接收军队于每天黄昏宣布全城戒严，以便将各种物资转运到外地，日军在该城所建工厂的机器全部被变卖一空；在安徽芜湖，警察局长和他的下属监守自盗，把国家仓库内的大米卖到外地；在上海，闸北警察局长伙同其他商人将被查封的专卖物资白糖整船整船地卖掉；在北平，仅有五分之一的日伪财产入库。党、政、军等各方官员三“洋”开泰——捧西洋、骂东洋、抢大洋——之外，更是“五子登科”——金子、车子、女子、房子和票子照单全收。
大小官员们的忘乎所以，让有识之士大为担心。有人提示蒋委员长，像这样下去，虽收复国土，将丧失人心！但蒋委员长此时也一筹莫展。伟大的“光复”正在转变为“胜利的灾难”。短短的几个月内，国民党的威望一落千丈，抗战中积累的政治资本，被突如其来的物质财富所吞噬。平津一带流传的民谣唱道：
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大公报》写道：
无数千万的人民都曾为胜利狂欢过，而今却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大家不得聊生。
东北三省被日本人占领了十六年。为满足战争需要，日本人在东北建立了强大的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抗战末 期，为避美国飞机轰炸，日本本土一些要害的工业部门也转移到东北，加以东北丰富的自然和人力资源，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东北工业生产总量应该在日本本土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