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命的华兴会没有给人们留下政治纲领方面的文件，但依其行事方式判断，这个于匆忙之间成立又于匆忙之间败散的组织，与这一时期出现的其他各个小团体一样，没有挣脱狭隘民族主义的桎梏，并认定，只要使用暴力，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与华兴会相比，同年在上海成立的光复会，民族主义色彩更为浓厚。这个以浙江籍人士为主的组织，似乎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对二百余年以来满洲人在江南地区的各种恶行，进行报复。他们宣称，要与我同胞共复旧业，誓扫妖氛，重新建国，以报往日之深仇。也是光复会成员的鲁迅认为，他的故乡虽非藏污纳垢之地，却是报仇雪耻之乡。这个以“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为政治口号的小团体中的多位重要成员皆有严重的帝王思想，他们理解的革命就是单纯的造反，以汉人皇帝取代满族皇帝。将这样的组织冠以现代革命的名号，确实有些牵强。
在暗杀团基础上成立的光复会，虽然也和其他的小团体一样，以武装暴动作为他们革命的手段，并且广为联络江南的帮会组织，筹划起义，但他们更热衷于以带有恐怖主义性质的暗杀手段，去对付满族权贵。会中领袖人物陶成章效唐朝骆宾王讨武则天之例，先后两次北上京城，要“手刃慈禧”。他还异想天开，密谋在北京开设妓院，“以美人计诱满清贵族，席间下毒，以为一网打尽之计”。巾帼不让须眉的尹锐志、尹维俊姊妹意图炸死清廷要员，携带炸弹潜伏京城竟达一年之久。虽然也有徐锡麟在安庆剌杀恩铭这样可歌可泣的壮举，但带有恐怖主义性质的行为，终究反映的是一个团体及其成员的阴暗和自卑心理。
如此革命宗旨和革命手段，与日后成立的同盟会，自然难为融洽。虽然也有部分成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同盟会，但大多光复会成员则游离于同盟会之外，其中多位重要成员与声誉日隆的孙文关系紧张，彼此之间，常有攻讦。李燮和指责孙文，常以“诈术待人”，他联络南洋各埠的江浙籍华侨，“罗列孙文罪状十二条，善后办法七条”，送至东京同盟会总部面交黄兴，提议撤销孙文之总理职务。陶成章在东南亚爪哇、新加坡一带立报馆，办杂志，发展会员，与同盟会争抢地盘、争夺侨民。并因筹款问题与孙文发生冲突，遂发布传单，列举孙文罪状三种十四项。徐锡麟则态度坚决地拒绝加入同盟会，其原因竟然是“甚鄙逸先为人”。
陶成章于革命成功以后不到一月，被来自革命阵营的子弹击中殒命。这位终生醉心于暗杀的光复会首脑，最终被自己人暗杀，足见中国近代的革命，始终没有摆脱帮会的困扰，从而具有浓重的闹剧成分。
1905年夏天，孙文再抵横滨，经日本友人介绍，与黄兴首次会面。在神乐阪凤乐园的酒宴上，孙文建议把革命小团体联合起来，得到黄兴赞同。7月底，一个协力从事反清革命的中国政治组织，在日本东京赤坂区的黑龙会会所成立。在讨论这个新成立的联合团体的名称时，有人提议将其命名为“对满同志会”，天才革命家孙文指出，革命的目标不专在排满，还要反对君主专制，创建共和，因此叫“中国同盟会”为好。会议接受了孙文的建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的宗旨。
同盟会当选总理孙文现场起草了盟书，被选为执行部庶务的黄兴提议：“请你宣誓！”于是，与会者纷纷在盟书上签署自己的名字。然后，他们进入另一个小房间，由孙文领导各人同举右手向天宣誓，再授以各种暗号和秘密口号。宣誓毕，各同盟会员的盟书被置入一个特制的铁皮箱，加锁封存。正要离开时，不知是谁碰倒了室内一快木板，发出裂帛一般的声音，孙文当即预言：“此乃颠覆满清之预兆！”
流亡海外多年的康有为把保皇派的大本营也设在了日本。梁启超主笔的《新民丛报》正在极力宣传他们所追求的君主立宪制，而与孙文们一向主张推翻皇权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驰。同盟会遂将原华兴会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改名《民报》，作为同盟会的喉舌。理论家孙文在发刊词中提出了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内容的三民主义，挑起了一场与君主立宪派的激烈论战。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最为著名的两大社会变革派别，错把他乡当故乡，在遥远的日本国，大唱对台戏。
此后，财政专家孙文又开始了充满艰辛的筹款工作。从立志闹革命的那天起，此项工作一直在困难重重中进行，但坚韧的革命家并没有因此而丧失信心。在一封写给伦敦金融家的筹款信中，我们依然看到了这位理想主义者的万丈豪情：
大清国目前革命运动的形势就好比是一座全部由干柴组成的森林。仅仅需要一点火花就能让这座森林燃起冲天的大火。而这火花就是我所需要的50万英镑。
崇尚暴力的黄兴则集中全力，组织一次又一次以推翻满清政权为目的的暴动。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后，武昌起义爆发以前，在大清帝国的南部地区，先后有8次规模不等的起义发动，然而，飞蛾扑火般的壮举，全以失败而告终，英勇牺牲者几无可数。
令人感到欣喜的是，经过艰苦努力的工作，大清帝国新式军队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革命党人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