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90年代开始，一种既不同于康有为的维新变法、也与太平天国等旧式农民起义相区别的新型社会改造运动悄然兴起。它以颠覆现有政权为主要目的，参与其中的、置身事外的、还有后世习史的人们，通通以一个外来的词汇——革命来称呼它。虽有学问家们不辞辛苦，通过艰苦的搜索，从中国早期的文献典籍中找到了革命一词，但赋予这个此后风行中国百余年的词汇以社会改造新含义的，确实是日本人。而日本国也成为早期中国革命运动的重要根据地。
革命运动的基本力量，为华侨、会党、留学生。生活在东南亚、日本、美国等地的华侨为这场眼下还看不到任何前途的革命运动出钱出物，而被称为“革命之母”。会党则是早期革命运动常见的组织形式，此前就已存在的多个会党组织也得以在革命运动中大显身手，会党成员也一直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因此，这场革命自始至终都带有浓郁的帮会色彩。而革命运动的灵魂毫无疑义是大批留学海外的青年学生。
最早致力于这场新型社会改造运动的，应该是一个名叫兴中会的小组织，其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当属后来成为中华民国国父的广东人孙文。
这位拥有医学博士头衔的天才革命家，还在很年轻的时候，似乎就不打算在治病救人的事业上了此一生。从1894年开始，他不断地拜访大清帝国的政要。最初他拜访当朝重臣李鸿章，热切地希望这些帝国的权贵们能接受他的变革方案，从而获得帮助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而后又因一幅妙对“持三字帖,见一品官,儒生妄敢称兄弟；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也可傲王侯”得以与张之洞相见。在遭到预料之中的拒绝之后，具有革命家浪漫情怀的孙文，决定另辟蹊径。1894年年底，他来到了广东人聚居的美国属地檀香山，这是他早年留学的地方。经人介绍，他加入了刚刚成立的兴中会——洪门帮会组织“致公堂”的多个下属组织之一。并没有充分的资料证明孙文曾在檀香山兴中会担任过领导职务，也没有发现他在这个帮会组织中有什么至关重要的影响力。但在第二年年初成立的香港兴中会内，孙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
此时，大清帝国新败于日本，民穷国破。孙文以及他的同道遂决定以暴力形式推翻大清政权，但他们仓促筹划的广州起义，很快就因计划外泄而胎死腹中，孙文的儿时好友陆皓东以及其他一些兴中会重要成员于被捕后惨遭杀害，孙文于慌不择路的逃亡中，稀里糊涂地来到了日本。其时，大批报国心切的中国留学生云集日本，日本政府对中国青年的革命冲动，也表现出足够的开明。孙文于是发现了新的革命土壤，兴中会得以在日本重建并扩充。不过，他所组织的下一次武装暴动，则迟至1900年10月才发生。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让北京焦头烂额，兴中会趁此机会在广东惠州发动反清起义，与广州起义不同的是，这一次失败的原因是外援不济。
这种无异于以卵击石的武装暴动，此后还屡屡上演，暴动的组织者不仅仅限于兴中会，多个所谓的革命团体也于其间扮演重要角色，越来越多的秘密帮会组织也被动员到这些暴动中来。到了后来，大清政府新式的陆海军部队中，也有不少被发展为革命者，成为将来革命行动的生力军。这些规模不大的暴动，所产生的震撼，似乎更多 地表现在精神层面，每一次攻城掠地最后都归于失败，但革命的声势，却让大清政府惶惶不可终日，以至于听到一两声枪响，胆小的官员即魂飞天外，往往还没见到革命者的身影，他们就无影无踪了。
革命活动的经费，除了组织成员缴纳的会费和捐款，皆为募集。孙文将他的兴中会办成了一个革命股份公司。早期兴中会的会员，入会时每人交底银5元，另有义捐，以助经费。兴中会还“特设银会以集巨资，用济公家之急，兼为股友生财捷径”，所发行的“革命股票”——银会股票——每股收银10元，承诺革命成功后，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孙文在他亲自起草的兴中会宣言中号召人们：
此于公私皆有裨益，各有咸具爱国之诚，当踊跃从事，比之捐顶子买瓴枝，有去无还，洵隔天壤。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
在很长的时间里，孙文都不能兑现他的诺言，故而经常被人追债于街头，颇多狼狈。但他不为所动，所做的承诺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他在和各国军火商讨价还价时，经常告诉对方，这是在和未来的政府做生意，将来的政府会给予他们更广阔的利益空间。他出色的口才产生了良好的鼓动效果，特别是新世纪到来以后，革命有了源源不断的金钱支持。但筹资时所作出的承诺似乎一直不能令人满意地兑现，孙文遂有了“孙大炮”之美名。当然，因为有了革命这样良好的目的，“孙大炮”很容易取得了人们的原谅：
从现时的观点来回顾过去的历史，人们会认为，孙博士对债权人的某些许诺似乎是鲁莽大胆的，甚至是丧失原则的。对于提供特权、地位和租界一事，也许孙中山毫无内疚不安之感。因为，他的注意力集中于一个伟大的目标：推翻可恶的清王朝，建立一个有利于中华民族的进步政权。（注：美 韦慕庭语）
1903年春，去日本留学还不到一年的黄兴返回故乡湖南。已经30岁的黄兴，显然受家乡崇武尚斗之风气影响太深，在日本虽然修学师范专业，却特别注重兵操骑射和学习军事知识，每日晨起必赴神乐坂武术会练习射击。这年年底，黄兴在他的生日宴会上，与同为日本留学归国的陈天华、宋教仁、张继等人，在酒酣耳热之际，商议成立一个反抗现存政权的组织。次年2月25日，华兴会在长沙明德学堂成立，百余人参加了这个寿命不是很长的革命组织，黄兴毫无争议地被公推为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