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的夏天刚刚来到的时候，大清帝国的理藩院接到广东官员的报告，英国的一支使团申请前往北京祝贺中国皇帝的八十寿诞。理藩院的官员们对这个莫名其妙的请求百思不得其解，他们原本就矜持高贵的脸庞不禁流露出鄙夷的神情——西洋夷人真是与蛮族无异，连最起码的礼数都不懂！原来，按照中国习惯计算，乾隆皇帝早已于三年前度过了他的八十大寿。三年前普天同庆、举国齐乐的盛大场景，英国人难道未有所闻？
精明的英国人并非不懂礼数，而是另有算计。
西洋诸国对庞然大物的东方帝国心仪已久，丰饶的物产、广阔的市场让这些蛮夷们垂涎欲滴。得通商贸易风气之先的英国人自然不甘居后，已有近两百年历史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是这场商业贸易战的急先锋。但是，他们在古老帝国的大门口，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碍。中国人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只允许他们经过非常狭窄的通道购买帝国的货物，而自己对西洋的工业化产品则不屑一顾。有来无往的生意，当然无法令视贸易平等为天经地义的英国人满足。
——此种情形，一直到二十世纪改革开放的初期仍然如此。1982年冬，可口可乐在北京各大商场搞促销，买一瓶可乐送一个气球，中国媒体大为惊讶之余，纷纷发出恐怖之声：可口可乐侵入中国，引进了资本主义经营方式。
五十年代末，东印度公司旗下商人——他给自己起了一个非常中国的名字——洪任辉受命与帝国政府进行贸易谈判。他乘座载重七十吨的小船“成功号”，以大量的贿赂开路，由广州经宁波、天津到达北京，辗转于帝国中枢的多个衙门，慷慨激昂地控诉广州官员对贸易的诸多限制以及异常猖獗的腐败。官司打到皇帝那里，圣明的乾隆遂决定派中央大员南下调查。天真的英国商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皇帝转眼之间就推翻了自己的决定。洪任辉在江南游山玩水的途中被捕下狱，罪名是：违反政府航行禁令、未按政府规定的程序上诉、未经允许学习汉语。两广总督李侍尧抓住这一大好时机，整顿对外贸易，呈请朝廷颁布“防范外夷规条”：（一）夷商不准在广州过冬，5—10月贸易时间一过，立即回国或回澳门；（二）在广州贸易期间，只能居住在商馆，逢八之日才可到公园游玩；（三）所有贸易均经由政府指定的行商；（四）夷商不准打探物价，不准坐轿，不准雇佣中国仆役，不准携带夷妇，不准购买中国书籍；（五）夷商船只收泊处，派驻兵丁弹压稽查。
夷商们瞠目结舌。英国东印度公司更是急红了眼。在刚刚结束的东南亚贸易战中，东印度公司虽然战胜了来自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的商家，但自身也落了个伤痕累累。此时，迅速扩大与大清帝国的贸易，几乎成了公司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尤其是茶叶贸易，简直就是公司的生命线。当时英国、荷兰的上流社会有一起床就喝茶的生活习惯，是谓“床茶”，上午十一时再喝一次“早茶”，还有“午饭茶”、“晚饭茶”。时髦的贵妇人对茶迷恋到了着魔的地步，很多上流社会的女人因嗜茶聚会，不理家务，以至于家庭不和。中国茶叶真是好东西，茶叶生意真是好买卖，当然还有中国的丝绸和瓷器。但是巨额的贸易逆差终究不是什么好事，南方部分地区遂出现了产自印度的鸦片。罪恶的交易当然为帝国所不能容忍，于是，双方的关系进一步紧张。
东印度公司为英国政府所控制的国有公司。情急之中，英王乔治三世授意东印度公司，向大清帝国的皇帝公关。他们希望借帝国皇帝的“金口”，打开通商贸易的大门。囿于洪任辉的前车之鉴，公关队伍当然不能再使用贸易谈判的名义，必须寻找一个冠冕堂皇、能让帝国皇帝能够接受的理由。冥思苦想之下，遂有了荒唐的补祝寿诞之请求。于是，一场因为跪拜礼争执而上演的外交闹剧正式开锣了。
这支特殊的公关队伍于1792年的夏天在英国本土组成，与英国政界颇有渊源的马戛尼勋爵被东印度公司聘任为使节团团长。这位出身于北爱尔兰的贵族，曾经出任英国驻俄罗斯圣彼得堡公使、加勒比海地区的格林纳达总督、印度东部的马德拉斯总督等职，丰富的外交经验和政治经验让这位勋爵大人对自己的公关能力从未有过怀疑，他坚信他的中国之行一定能够帮助东印度公司达到目的。在接受这项任命的时候，他向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薪金报价高达一万五千英镑。他的自负由此可见一斑。
1792年9月，马戛尼搭乘英国皇家海军的一艘战舰，从伦敦出发。包括科学家、艺术家、卫士、仆人以及来自那不勒斯神学院的中文教师在内的几百名随员与马戛尼同行。另雇船舰两艘，除装载补给外，还携有价值高达一万三千英镑能代表英国工业化水平的贵重礼品。在茫茫的大洋上颠簸了九个月以后，次年6月，马戛尼的船队到达广州。他们要在这里作短暂的停泊，以等候帝国朝廷对他们祝寿申请的批复。
尽管皇帝的八十寿诞早已过去，但英国使节不远万里，跨越重洋，恭恭敬敬地前来祝寿，对年事已高的乾隆皇帝的虚荣心还是一种莫大的满足。准许马戛尼使团前往北京的谕旨，很快就到达炎热的广州。被湿闷的气候憋得烦躁不安的英国人，得悉祝寿请求获得批准，不禁一阵欢呼。在他们看来，能前往北京面见皇帝，此行的目的已经实现了一半。马戛尼的船队迅速启锚，按帝国朝廷指定的行驶路线，北上天津，从大沽口码头登陆。
帝国的官员没有任何招呼，就自作主张地把一面写有“英咭唎贡使”的旗帜插到英国人的船上，以明确使节团的性质。他们对英国人携带的一切物品表现了浓厚的兴趣，逐件地仔细察看；他们用高高在上的眼光毫无拘束地打量着这帮来自异域他乡的奇特人群；他们认为夷人的发式实在怪异，而毫不顾忌地指指点点；对夷人们身上浓重的香水味道，则在掩鼻之余，更是用一些不雅的语言加以嘲笑。英国使节团副使斯当东在日记里记述了他第一次见到中国人时的印象：
如果必须把他们和欧洲人相比较的话，那么他们像君主制度下的法国绅士们：举止潇洒，对人一见如故。但是，内心却是孤芳自赏，并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
看来，英国人对帝国官员们的印象不错！但是，奉旨到天津迎接英国使团的钦差徵瑞和直隶总督梁肯堂对英国人的印象，却十分糟糕。两位大人震惊于夷人行为的直率和鲁莽——面对皇帝恩赐的晚宴，未行叩拜谢恩就直接吃喝起来。这一蔑视皇恩的重大事件很快就被奏报到正在热河避暑的皇帝那里，引起了皇帝和政府官员的高度重视。朝廷接待英国使节团的全权代表和 ，从皇帝的身边向英国人发来正式照会，外夷贡使觐见天朝上国的皇帝陛下，应行跪拜之礼。马戛尼义正词严地予以拒绝，在他看来，这种跪拜不符合国家之间使者平等往来的礼节，而且有损体面，有损尊严。多次反复之后，双方各让一步——帝国允许英国人以单膝跪地和弯腰致敬的方式觐见皇帝。八月十五日，皇帝寿诞之日，在从伦敦出发整整一年之后，马戛尼终于在热河避暑山庄见到了他极想看个究竟的乾隆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