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巡江南的排场奢华，足见这个辽阔帝国的富裕已非寻常。乾隆皇帝在位的十八世纪下半叶，清帝国无疑是这个世界上财富最为旺盛的地区。
乾隆皇帝每次巡视江南都要临幸的江宁、苏州、杭州三城，皆为著名的丝绸制造业中心。三地的织机数量均以万计。杭州、嘉兴、湖州三府，桑土饶沃，成就了杭州的丝织业。杭州的东北城区，数千万家之男女，皆以丝织为业。织机发出的轧轧之声，朝夕可闻，不绝于耳。西南城区的孩儿巷、贡院后、万安桥西一带，则云集了大量从外地拥来的机匠和染匠，日夜不停地为丝织业服务。广东、福建等地前来购买丝绸的客商在城区的大街小巷往来穿梭，热闹非凡。江宁织造，更是名动一时。当年康熙皇帝到江南巡视，数次下塌于江宁织造府，让人们对它的财富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机业之兴，百货萃焉。”庞大的织造业，为江宁城带来了盖世繁华。小说家吴敬梓在他的名著《儒林外史》中对江宁城作了这样的描述：
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湊集，金粉楼台，……大街小巷合并起来，大小酒楼六七百家，茶社一千余处。
扬州盐业得垄断之利，十分发达。盐商们财富之巨，让人惊叹！与政府高层关系密切的扬州盐商向来膀阔腰粗，牛皮哄哄，金钱珠宝，视为泥沙。前文提到的一夜之间造起一座献给皇上的喇嘛白塔，就是扬州八大盐商之一江春的杰作。1786年，政府出兵镇压林爽文起义，盐商江广达，捐银二百万两以备犒赏。一直到后来，政府治河经费不足时，盐商们还集众输银三百万两以佐工需。
北京、山西、河北、山东等省采煤业兴旺。1762年，工部向皇帝陛下奏报，北京西山和宛平、房山两县，共有旧煤窑750座，正在开采的273座。京师百万户，皆仗西山之煤供给，从未有匮乏之虞。山东峄县、北京门头沟等地出现了拥有巨额财富的煤矿主。
市场也在一定程度上发育起来，至少从货物的流通量上来看，完全可以这样说。据估算，到1794年，各类货物的流通值在4.5亿两白银以上。流通量不断增大，支付手段的难题接踵而至。提着叮儿咣啷的白银，毕竟于交易不利。山西人发挥他们的高度智慧，开设了具有现代金融意义的票号。到乾隆末期，山西票号的总部虽然还在偏远的山西平遥，但帝国的各大城市已经有很多他们设立的分号。
类似的财富记录于史料不在少数。但此类记录充其量只不过是向后世人显示，欧洲工业革命以前，大清帝国的财富，为西方世界所莫及。仅此而已！工商业市场所具有的自由本性与传统的管理思维严重相背。过于集中的皇权之下，财富仅仅是财富，财富找不到更为合理的出路。
1776年3月，苏格兰人亚当?斯密写作了十年之久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在伦敦发表。这部后来被中国人翻译为《原富》或《国富论》的经济学巨著，刚一问世就大受褒扬。亚当?斯密也因此书而被后人奉为自由经济的鼻祖和资本主义的发言人。该书中，他将“政治经济之系统”一分为二：一为“农业系统”，一为“商业系统”，其中“商业系统”即为“现代之系统”。当国民财富达到“农业系统”所能包容的极限时，即陷于停滞。除非“农业系统”向“商业系统”转变，否则别无他途。关于中国，他在书中写到：
中国历来就是世界上一个最富裕的国家，也是一个土地最肥沃，耕耘最精细，国民最勤奋，人口最多的国家。然而，长久以来，这似乎处于停滞状态。今日旅行者，关于该国耕种、勤劳和人口稠密的说法，与500年前游历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几乎一模一样。可能远在今日之前，这个国家的法律与组织系统容许它聚集财富的最高限度业已到达。
（注：卷一《导言》，商务印书馆1974版）
很显然，亚当?斯密认为，清帝国的财富之巨，已达它所具有的“农业系统”之极限。财富的多寡已成其次，如何使财富转移为投资而继续生利，则至关重要。如果仅仅滞留于“农业系统”，而无“商业系统”之形成，那么，即便出现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也无济于事。
遗憾的是，中国人此时却与这本奇书无缘。一百多年以后，严复翻译的《原富》才姗姗来迟，历史已无法扭转。就象行驶在一条封闭的高速公路上的汽车，错过了一个出口，就只能等待下一个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