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文化缺失：重礼义，轻规则（2）

 　　
　　　　
　　反观中国历史，既缺乏发达的商品经济，又缺乏独立的司法体系，更缺乏产生契约文明的契约文化。中国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期，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政治上表现为集权专制，在文化上等级观念浓重，契约文明是不可能在这样的小农经济和专制政治土壤中产生的。
　　
　　中国文化基于农耕活动，地域的相对稳定，民族的相对单一，因而极易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纵向的、稳定的“礼”制文化。“礼仪之邦”，有讲“礼”的文化传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礼”是人的行为的指导。远在周代“礼外无法”，“礼”代替了法律的功能，带有强制性和约束性。儒家强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也就是说，人的视、听、言、动，都要受“礼”的约束，只有合于“礼”的才能做，不合于“礼”的就不能做。“礼”具有约束人的行为的功能，其本质就是“贵贱有等 ,长幼有差”,是区别等级 ,强调差异 ,由于差别而产生了贱者、幼者对贵者、长者。很明显，这样一种行为规范和道德规范，与西方社会中的平等观念有天壤之别。契约文明的根基在于平等，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是不可能产生契约文明的。我们说，中国自古以来就缺乏契约文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并不全面排除中国传统文化的契约资源，更不是说中国人都不讲信用，而是说，中国缺乏契约文明基础，难以形成普遍的信用风气。占据中国文化统治地位的儒家除了重“礼”，也十分重视“信”。但是，儒家所讲的“信”，与契约文明中的信用有极大的差别：
　　
　　其一，儒家所讲的“信”，是伦理学上的“信”，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局限于亲缘、准亲缘即“熟人”之间的“信”。“信”的圈子仅与亲缘程度相关，很小很狭隘。而契约文化中的信用则扩展到了整个社会，尤其是经济领域，这种信用将全社会的所有“陌生人”都囊括进来，因而具有极大的普遍性。
　　
　　其二，儒家所讲的“信”，是“诚善于心之谓信”，用现代语言表达，就是单方许诺、立誓。这种单方面的“信”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因为道德高尚的“圣贤”毕竟少见，“信”往往随境而变。而契约文明中的信，建立在双方约定的基础上，是对双方相互合作的约束，是合意，是互信，因而相对稳定。
　　
　　其三，儒家所讲的“信”与儒家所强调的“礼”、“仁”、“义”比较起来，是一种次要的道德义务。在儒家的“四教”、“五教”、“五常”中，“信”均列末位，而在“四端”中根本就没有“信”的位置。这与契约文明中把“信”作为最基本的道德义务完全不同。
　　
　　所以，历史上的中国虽然也有很多的契约形式，但仅局限于土地、房产、过继、卖身等少数领域，而且契约形式极不规范，甚至只有口头形式，缺乏契约合同法规。由于受到宗法伦理关系的严重制约，这些契约缺乏作为契约文明本质的自由、公平、合意等价值内涵。
　　
　　至此我们可以判明，像刘备那样把江山托孤给诸葛亮，只是一种熟人之间的信任，而不是一种契约；诸葛亮鞠躬尽瘁辅佐刘备和阿斗直到生命终结，虽然其中包含有契约的因素，但体现的不是一种契约文化，而是一种忠义精神。到了近代及至当今，中国的一些茶房酒肆，街坊邻居买酱油买酒，都是可以口头赊账的。到某小酒店喝酒，一个月喝了八回，不用立即付钱，月底结算就可以，所以孔乙己能免费喝到月底。这就是中国古代遗留的“仁”、“义”传统，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赖钱总不好意思吧。这当中契约文化的因素很少，虽然也有合意，也有履行，但不是源自契约，而是源自儒家文化的“仁”、“义”。在一些传统的手工业作坊里，师徒关系也是靠忠义而不是用契约来维持的。师傅传手艺给徒弟，负责徒弟的衣食生活，徒弟尽忠努力工作。这样的文化传统，自然难以形成类似西方社会的契约精神。
　　
　　契约文明包含的内容有：契约自由精神、契约平等精神、契约信守精神、契约救济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