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香港，夹缝中求得生存（2）

　　不能重操旧业，那么，到底该做些什么呢？在成为英国殖民地的近百年里，贸易一直是香港的命脉。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中国秀丽河山的那些日子里，香港亦未能幸免，沦陷时间长达三年零八个月。日本人投降后，香港商人迅速从蛰伏的状态中释放出来，恢复了活跃的贸易往来。而且，此时中国内地已经解放，正是百废待兴之时，亟需各种物资援助，于是怀着对内地重新开放的希望，包氏父子决定先做一些收益较快的进出口贸易。他们和几位从上海来的银行旧同事，集资开创了一家“新联贸易公司”。
　　
　　那时候，香港的写字楼奇缺，找一个办公的地方也不容易，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位于皇后大道中和不打街的，具有五十多年历史的华人行中租到一个月租两百多元钱的小写字间。
　　
　　这间办公室真是小得可怜，几个人挤在一起，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就连当中有一个人想开抽屉，还须等另一个人离开办公室走到外面去才能腾出空间。在这个“寄人篱下”的地方，他们甚至连挂一块自己公司的牌子的地方都没有，但是，这几个坚忍的宁波人，从没有放弃，他们默默地做着中国土产如干货、豆饼、鸭毛、肥料以及牲畜饲料等的买卖，在大洋行和香港本地人之间的夹缝里谋求生存。好在生意进展得还算顺利，这间小小的进出口贸易公司总算是立住了脚跟。
　　
　　由于业务上的需要，包玉刚开始与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相关接洽和沟通。他第一个打交道的银行是由美国人经营的恒生银行。可是，朝鲜战争爆发后，恒生银行被迫关闭并撤离了香港。包玉刚便把生意帐目移至素有香港“金融总督”之称的汇丰银行。 那时，香港的英资财团根本瞧不起中国人。像汇丰银行，多年来还保持着外国人进入汇丰银行，可以从正门进去；而中国人只能从后门进入的“惯例”。不仅如此，汇丰银行还不屑于与中国人直接做生意，中国人要向汇丰借钱，必须通过洋行，再由洋行转借。
　　
　　且不说当年包玉刚去汇丰银行时走的是前门还是后门，就凭他敢于直闯汇丰信贷部经理桑达士的办公室这一点，就足见他雷厉风行的作风和勇气。
　　
　　当时的包玉刚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商人，他直闯汇丰，自然受到了桑达士的冷遇。表面上看，这位英国绅士举止优雅，谦和有礼，但实际上，他的神态和语气并没有掩饰住他对面前这位年轻的中国商人的傲慢与不屑。
　　
　　尽管心中憋着一股气，但是包玉刚的目光中却充满了坚定。也许是被包玉刚镇定自若、充满自信的气质所震慑。桑达士终于开始了和包玉刚的正式交谈，而且，双方很快就产生一种英雄相惜的感觉。包玉刚因此得以在桑达士引荐下，结识了即将出任银行主席的盖伊?塞那。
　　
　　这次接触可以说是包玉刚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对于包玉刚来说，正是这次交谈促使他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在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双方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建立了一种牢固的依存关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桑达士也成为了帮助包玉刚事业走向顶峰的关键人物之一。
　　
　　桑达士指派专业人士对新联贸易公司的账目和运作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审核，发现这个公司虽然小，运作上也存在一些不太规范的地方，但第一年仍然有一百多万元的利润，于是决定接受这个公司的业务。新联贸易公司也搬到了皇后大道中与汇丰银行总部相连的一座大厦里，拥有了一间面积比原来大四倍的写字间。几个人终于可以在办公室进出自如，公司也挂出了黄铜牌子。
　　
　　不过，包玉刚是胸怀大志之人，一个小小的贸易公司，又岂是他的人生目标？实际上，包玉刚心中正酝酿着一个大计划！
　　
　　此时美国对中国实行物资禁运，香港和内地的贸易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整个香港的进出口贸易额一落千丈。据有关统计资料，从 1951年到 1955年，内地在香港的出口排名从第一降到第五， 1954年香港的转口贸易额比 1951年减少了 76％。“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贸易形势的恶化，使包玉刚他们辛苦建立起来的新联贸易公司也陷入了绝境。
　　
　　那一段日子，对于包家人来说也是最为艰苦的时光。生活上，包家人能省就省、能简则简。就连包玉刚正在成长中的女儿们穿的衣服，也是一开始就做得大些，先把大出来的部分掖到里面缝起来，等到孩子长大一点，再把那部分放下来。而且还是大女儿先穿，等到小得实在穿不了再给二女儿穿。懂事的大女儿包陪庆对那些衣服特别小心爱惜，等不合身了替换下来给妹妹时，衣服仍不显破旧。姐妹几个的鞋子同样也是先买大一两寸的，再在里面垫上几个鞋垫，以防止走路时鞋子滑落。那时候，日子过得虽然不像在上海那么舒适安逸，但一家人在一起，相互扶持、相互照顾、相濡以沫，其乐融融，日子再苦心里也觉得是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