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有很多关于民间信贷的律令，看了以后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朝廷虽然自己开办高利贷业务，却不准个人、寺院放高利贷；第二，第一条从来没有得到认真执行。
安史之乱之前，唐朝民间高利贷与以前没什么太多的区别，但利息相对比南北朝要低很多。
唐朝中晚期，新业务出现了。
初唐，高利贷客户大多是农民、商人，中晚期出现了一种很特别的客户——官员。这种业务在史籍里有个专有名词，“京债”。所谓京债，就是放款给在京新选官吏，待他们到任后归还。
这实在不是好主意，有钱，谁也不会借高利贷，还钱自然靠贪污。
更离谱的是，很多借款人是节度使，也就是封疆大吏。他们借的钱岂能是小数（皆以倍称之息贷钱于富室，动辄亿万，然后得之），他们又岂能仅是个把恶霸，更何况从当时的借据判断，利息高得实在是离谱，月息在10~20分。
另外，一种比较特殊的客户是地方富户，这种业务没有一定之规，但有一条原则是确定的：
诈骗。
要说也简单，就是骗富户欠下债务，然后以极高的利息搞得人倾家荡产，回报极高，而且还款来源有保证，就是手段不够光明磊落。
《太平广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刘钥匙是一个富户，因为他用钥匙开家里的任何一个箱子都会看到满箱帑藏，于是就被高利贷者惦记了，高利贷者故意借给刘钥匙一笔钱，很多年都假装忘记了。多年后，忽然有一天光临刘钥匙家，并取出借据。很可怜，刘钥匙的家财都归债主了。虽然《太平广记》没有描绘收债时的情景，如果说没使用武力，鬼才信。
世界上有很多骗子，靠钱骗钱的最可恨。
此时，借贷已经不再是信用，而是抢劫。更可耻的不是骗人，骗人最多让一家人跳楼，骗国家却会让一个民族失去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努力。这个图景我们将在现代部分见到，只是结局也更为残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