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随想录”是陈独秀、鲁迅的拿手好戏，胡适并不以此见长，这两篇却写得很别致，可见他对陈独秀的感情非同寻常。到7月6日，胡适又将《爱情与痛苦》的意思写入一首小诗，以示对囚禁中的陈氏的思念：
也想不相思，免得相思苦；
几度细思量，情愿相思苦。《每周评论》第29号（1919年7月6日）。
营救陈独秀的言论多多，再录两则别致之言于此。一乃“民国元老”田桐致大总统徐世昌的信，形同檄文，发表于《民国时报》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他说：
闻阁下，以此次风潮根于学生之鼓动。学生之鼓动根于大学教授之启发。于是有命警察总监文科学长陈独秀而加以桎梏毒拷之举，呜呼过矣！……夫以政治论教育当于政治分离，以法律言论与行为自有区别。各国之学者，讨论不涉于行为范围之内者。虽帝制国家容有民主学说，且有无政府主义之研究。……民国定鼎，于今八年，言论自由著述自由，载在约法。陈独秀为平时大学之教授，外交风潮播荡之后，既不为曹宅事件之指挥，又不为罢市事件而奔赴，所获何罪？窃不敢知。而为阁下司锦衣者，则日有某某传单之关系，北京众论则日无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他公然为陈独秀辩护，更有甚者是对总统大人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他进而说总统：
爱国之心怯而求荣之心勇，图治之心怯而媚外之心勇，求材之心怯而杀士之心勇，既不惧亡国大夫之诮，又敢蒙辱士之名。阁下之勇亦未可厚非矣。桐谨劝阁下将陈独秀刑之菜市，人当服阁下之勇；不然即日释之，还人自由，人亦感阁下之仁。如不杀复不释，日令司锦衣者鞫拷再三，以缩短其生命，或再稍延时日画鸩以饮之。此乃小人之智，士君子之所不为，天下后世所为僇笑者。愿阁下思之。田桐：《为陈独秀事与徐世昌书》，原载1919年6月28日《民国日报》；强重华等编《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第67- 69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
而最有见地的还是北京学联6月15日致警察总监的信，对政府的警告：
一、陈先生夙负学界重望，其言论思想皆见称于国内外，倘此次以嫌疑遂加以罪，恐激动全国学界再起波澜。当此学潮紧急之时，殊非息事宁人之计；二、陈先生向以提倡新文学现代思潮见忌于一般守旧学者，此次忽被逮捕，诚恐国内外人士疑军警当局有意罗（织），以为摧残近代思潮之地步。现今各种问题已极复杂，岂可再生枝节，以滋纠纷。《北京学生对于陈独秀被捕之表示》，《晨报》1919年6月17日。
政府未必害怕担当“摧残近代思潮”的罪名，然确怕因此而“激动全国学界再起波澜”，因为政府已被学潮弄得焦头烂额，内阁几乎崩溃，教育部长在短短两个月竟换了好几轮，再起波澜则何以堪？
值得一提的是，营救陈独秀的运动虽以学生为主体，但连马其昶、姚永概这些著名的旧派学者，也不计前嫌，挺身而出，营救陈独秀。尤其刘师培患病卧床，闻讯扶病而起，与七十余个教授、学者联名保释陈氏。让胡适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
北京军警内也不是铁板一块。《申报》有报道：“尚幸警察总监吴炳湘，脑筋较为新颖，虽被军阀派多方威胁，及守旧派暗中怂恿，然其对于陈氏始终毫无苛待（当陈氏初被捕时，步军统领王怀庆与吴争执权限，斯时陈最危险，盖一入彼之势力圈，即无生还之望。幸吴总监坚执不肯让步，故仍得留置警厅）。”《陈独秀有恢复自由希望》，《申报》1919年7月25日。
陈独秀被捕期间的6月28日，是巴黎和约签字的日子。徐世昌举棋不定。6月24日，学生们惊闻政府已训令中国专使在和约上签字。27日，几百名学生即露宿在总统府前，日夜不散，要求总统下令拒绝签字。北京城里果然“再起波澜”，各界人士也纷起请愿，并纷纷致电巴黎，敦促中国专使万勿签字。
中国专使团长陆征祥本是欧美同学会会长，蔡元培是总干事，王宠惠、叶景莘是副总干事，蔡、王、叶三人联名致电陆征祥，电稿由叶起草，最后称“如签，回国不利”。“蔡以为不应恫吓他，而删去了。但国民外交协会连去三电，第三电全文为‘公果敢签者，请公不必生还’。此外各处去电必有更激烈的。”叶景莘：《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和约运动的见闻》。据说，巴黎中国议和专使团收到国内此类电报，共有七千多份。28日巴黎和约在凡尔赛举行签字仪式时，中国代表断然拒绝参加。专使之一的顾维钧日后回忆仍很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然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顾维钧回忆录》（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诚如胡适所说：“现在中国专使居然不签字了。将来一定有人说这是‘电报政策’的功效。其实不然。这一次七千个电报所以能收效，全靠还有一个‘五四运动’和一个‘六五运动’。要不然，那七千电报都只是废纸堆里的材料”。胡适：《七千个电报》，《每周评论》第29号（1919年7月6日）。7月25日，全国学联宣布结束罢课，学生从广场回到了课堂。
然而，就在全国学联发布复课宣言后的第三天即7月28日，警方又以“私设公堂和逼迫人行使无义务之行为”为由，逮捕了鲁士毅、江绍原等北大学生领袖。所谓“私设公堂”指7月16日夜北洋军方安福系收买一批投考的学生，让他们去抢夺北大学生会图章，以学生会名义拥护胡仁源长校，以阻止蔡元培回任。谁知此谋不密，次日上午，当这批人在法科大礼堂密商如何“夺帅印”时，被鲁士毅等200多学生将他们一一擒住，并捆将起来，然后就地设立公案来审判他们，要为首的交待整个阴谋，并签具悔过书，盖上手印拍了照，才放了他们。18日，这几个人为北大学生向警察厅控告鲁士毅一众11人“拘严同学，严刑拷讯”（《晨报》1919年8月22日），致有28日警方的捕人。当时正值暑假期间，学生多已分散，被当局认作是兴起大狱的好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