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客观地说，陈独秀“六·一一”行动是对五四学生运动最危险的模拟。陈独秀在《北京市民宣言》中鼓吹的“直接行动”，这与他1920年4月以“直接行动”与“牺牲精神”来概括五四精神是一致的。何谓“直接行动”？陈说：“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因为法律是强权的护持，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决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见。”陈独秀：《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1920年4月22日《时报》。这种思想直接来源就是罗家伦此前所撰的《五四运动的精神》，这篇首言五四精神的文章，暑名“毅”，1919年5月26日就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罗文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学生的创举，是中国教育界的创举，也是中国国民的创举”，这次运动里有三种真精神：一是学生牺牲的精神，二是社会制裁的精神，三是民族自决的精神。陈独秀是把罗文中二、三两点综合为直接行动。罗文说：“这次学生不问政府，直接向公使团表示，是中国民族对外国自决的第一声。不求政府，直接惩办卖国贼，是对内自决的第一声。”这与五四学生运动实际略有出入，因为五四学生运动并非“不问政府”、“不求政府”，去对外、对内自决什么，如罗自己所说：“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几千人，因山东问题失败，在政府高压的底下，居然列队示威，作正当民意的表示。”胡适：《纪念“五四”》，《胡适全集》第22页、第269-270页。游行示威，作为表达民意的一种特殊手段，在任何法治国家都是允许的。只是在中国少见多怪，一方视为创举，一方出警阻挠。
“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固然颇有轰动效启，却属五四学生运动的意外插曲，不在五四行动计划之列，尽管群众运动难以计划，但不宜以插曲充当主调。即使是社会制裁，罗文也说只是把卖国贼在社会上的偶像打破，而不是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打死。而陈文的三个“不”，就更远离了五四学生运动实际，变得与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不谋而合了，而显示其有非和平的暴力倾向。
五四学生运动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制裁”曹、章、陆三个卖国贼，以解决巴黎和会上的“山东问题”，被史家称为“爱国运动”，按，其实傅斯年、罗家伦都不赞成仅以爱国主义来言说五四运动。傅说：“若说这五四运动单是爱国运动，我便不赞一词了；我对这五四运动所以重视的，为它的出发点是直接行动，是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得全民族的同情与支持。毛泽东有过名言，镇压学生运动决无好下场。任何明智的政府，对这种学生运动都不会真的动刀动枪来镇压的。君不见1926年“三一八惨案”，段祺瑞政府向徒手请愿的学生开枪，打死47人，打伤150余人。鲁迅称其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据段氏后人说，段氏当天并不在执政府，并没亲自下令开枪；事后明令对“三一八”死难者“优加慰恤”，在悼念死难者大会上，当众长跪不起，并立誓终身食素赎罪。杜婉华：《另一个段祺瑞》，《炎黄春秋》2009年第5期。即使如此，其政权的合法性仍受到普遍质疑，段政府终以内阁总辞职而下台，以至被永久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供人鞭笞。徐世昌政府对五四学生运动的处理尚算明智。
而陈独秀认为，曹、章、陆固然有罪，但“根本罪恶”未必在此三人，“他们不过是造成罪恶的一种机械”，“甘心把本国重大的权利、财产，向日本换军械军费来杀戮本国人，这是什么罪恶？造成这罪恶的到底是什么人？”陈独秀：《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每周评论》第21号（1919年5月11日）。《宣言》中攻击的除曹、章、陆三人之外，又增加了徐树铮、段芝贵、王怀庆三人。徐乃段祺瑞手下红人，西北边防军总司令，段为北京政府警备司令，王为北京政府步军统领。且不说他们谁都是惹不起的角色，将斗争予头指向他们，意味着陈独秀想将五四运动转化为对内的革命运动，而且升级为“图根本之改造”。何为“根本之改造”？在革命史家看来，陈独秀有超乎常人把握事物本质的能力和革命性；在当局看来，他却有秀才造反，颠覆政府的嫌疑，而学生“有纪律的抗议”则充其量是康、梁“公车上书”的放大，两者性质发生了变化。
而且陈独秀出手之时，是曹、章、陆已被免职，“六三”被捕学生已经释放，“三罢”已告结束，分别已开市、回工、复课，上海商工学界举行游行庆祝胜利。6月11日，总统徐世昌向国会提出辞职，钱能训也坚辞总理一职。（次日，内阁总辞，徐世昌通电辞职，经段祺瑞及各省督军挽留，国会拒绝接受徐的辞职，6月22日宣布取消辞呈）。此时陈独秀散发传单，既不同于学生的团体行动，也不同于钱玄同等5月4日追随着学生队伍游行。他以教授身份孤军奋战，一可视其故意搅局，破坏好不容易获得的安定局面，一可视他为学生运动背后的“黑手”。当局可以释放被捕的学生，却不想轻饶陈独秀。
如果说《新青年》是用思想火花点燃了五四烈火，陈独秀的《北京市民宣言》则是以大无畏的精神道出了普通民众的积愤。身受牢狱之苦的陈独秀于是牵动了国人的心。陈独秀犹如一座火山，立即诱发了一场以学生为主体的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从北大校友会、全国学生联合会，到上海各界、安徽各界，从北京教育界名流到社会各界名流，都纷纷致电总统、总理或警察厅总监呼吁保释陈独秀，从北京到上海到各地报纸也频繁报导陈独秀在狱中的情景，从舆论上给政府施压，从道义上声援陈独秀。如果说3月26日之前是四方集矢于陈独秀，那么6月11日之后则变成了八方集誉于陈独秀：“教育界巨子”、“学界重镇”、“先觉”、“社会精英”、“新文派巨子”、“新思潮首领”、“思想界的明星”……“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陈独秀思想影响由此走出校园、走向社会。营救陈独秀活动，迅速酿成了一次震荡全国的启蒙运动，其间则极大程度上认同了《新青年》的呼唤，空前广泛地传播了科学、民主精神。
1919年6月13日《晨报》第三版报影，载有陈独秀被捕消息
11919年6月17日《晨报》报影
胡适6月26日在《每周评论》上连发两篇“随感录”声援。一篇是《研究室与监狱》：“你们要知道陈独秀的人格吗？请再读他在《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里的一条随感录”，然后引了陈氏那有名的短文。胡适另一篇是《爱情与痛苦》：
《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里，我的朋友陈独秀引我的话“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他又加上一句评语道：“依我看不但爱情如此，爱国爱公理也都如此。”这几句话出版后的第三日，他就被北京军警捉去了，现在已有半个多月，他还在警察厅里。我们对他要说的话是：“爱国爱公理的报酬是痛苦，爱国爱公理的条件是要忍得住痛苦。”《每周评论》第28号（1919年6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