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离京出走期间（5月9日- 9月12日），伴随着“挽蔡运动”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六月三日的大批学生被逮捕，二是六月十一日陈独秀的被捕。
据蔡元培回忆：“我离京之时，学生仍每日分队出去演讲，政府逐队逮捕，因人数太多，就把学生都监禁在北大第三院。”蔡元培：《我在五四运动时的回忆》。
“学生仍每日分队出去演讲”，指从5月底开始，北京学生纷纷组成“演讲团”，走上街头，走向广场，向市民演讲，推销国货，抵制日货。每天至少有两三千人上街。那情景从有关五四的影视节目中可以见到。
6月1日，北京政府颁布两道命令。一道称曹、章、陆任职期间，各能尽维持补救之力，国人不明真相，致有误会；另一道指责学生纠众滋事，纵火伤人，扰及治安，应即日上课，不得借端旷废，致荒本业。
政府本当化解矛盾，但两令一出却激化了矛盾，因为前者实为“国贼”辩护，后者对学生却暗含恫吓。本来由于军警的围追堵截，“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几乎‘石沉大海’似的。”6月2日军警突然逮捕了包括讲演部长张国焘在内的7名上街讲演的北大学生。当晚，学生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从6月3日起全面恢复街头演讲，内容只说提倡国货，不提抵制日货，免授人以柄。每次派50人去演讲，如果这50人被捕，则再派50人去；如有一人被捕，其他人则一起去自首；如果今天遭逮捕，明天则加倍派人，直到所有的学生被捕尽为止。
6月3日就这样到了。果然军警四出，一发现学生演讲，立即逮捕。这天在陈独秀笔下：“民国八年6月3日，就是端午节的后一日，离学生的五四运动刚满一个月，政府里因为学生团又上街演说，下令派军警严拿多人。这时候陡打大雷刮大风，黑云遮天，灰尘满目，对面不见人，是何等阴惨暗淡。”陈独秀：《六月三日的北京》，《每周评论》第25号（1919年6月8日）。将纪实与象征融为一体，留下一个永恒的历史镜头。
6月4日，又是一个黑暗的日子。这天，更多的学生走向街头演说，他们背带行囊，做好入狱的准备。《每周评论》记述：
4日上午十点时候，各学生怀里藏着白旗，上写某校讲演团字样，或五六人或十几人不等，静悄悄的出去，走到行人多的地方，就从怀中摸出白旗子，大声疾呼的演说。这个时候街心的警察比平常增加好几倍，又有穿灰衣的马队，背着枪，骑着马，四处乱跑。遇到有人讲演，不问他人多人少，放马过去左冲右突也不知道踏伤了几个人。把听的人冲散之后，便让游缉队、保安队把演说的学生两人一夹，送到北河沿法科大学里边监禁起来。《军警压迫下的学生运动》，《每周评论》第25号（1919年6月8日）。
这天，北河沿东西两岸共搭了二十个帐棚，作为驻军之地，东华门一带交通完全断绝。“首都像前敌战线上的防备一般”。《每周评论》描述当晚的情景：“四日晚上天气忽然大变，大风大雷大雨，竟把一个首善的京城，闹成了黑暗的世界。尘土大起，飞沙走石之中，看见多少学生，对着路上的行人演说，电光闪闪，隐隐约约之中，看见二十个帐，把大学法科团团围住……。”《军警压迫下的学生运动》，《每周评论》第25号。
4日这一天，军警又拘禁学生七百余人。北河沿法科校舍已无法容下，以至马神庙理科校舍也被辟为临时监狱。
就在4日下午，另有精彩的一幕出现在北京街头。那就是北京十五所女校的学生也冲出校门，到总统府请愿，声援被捕同学。有在场的女生记述：“女师师范部学生一律是淡灰裙，淡灰上衣；专修科学生则是蓝褂、黑裙子，后头一律都梳一个髻；附中的学生也是淡灰裙、淡灰制服，头上则是左右一边梳一个小髻。队伍从下午一时后陆续出发，到总统府前变换队形排列站立，等代表们向军警交涉……好几个钟头之久，没有一个人坐下休息。”
《每周评论》对之报道：“记者午后三时到中央公园门首，看见女学生约一千人排队向总统府而去。虽然大风吹土，对面不能见人，步式却一点不乱。拿枪带剑的警察，到处跟随，一步不让。到了新华门首，被总统府卫队拦住，遂举出代表钱中慧、吴学恒、陶斌、赵翠菊四人，进府求见。徐世昌不见，随叫陈子厚秘书代见。女学生说明要求四件事：（一）大学不能作为监狱，（二）不可拿待土匪的法子来待高尚的学生，（三）以后不得再叫军警干涉爱国学生的演说，（四）对学生只能告诫，不能虐待。”《每周评论》还报道：“女学生现在也组织讲演团，预备到处演说；她们所办的周刊，也出过好几期了。”《军警压迫下的学生运动》，《每周评论》第25号（1919年6月8日）。女学生这种威仪的请愿行为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奇观，是中国女性觉悟的象征。
5日上午，学生继续上街讲演。“这天学生更加激昂，当出去的时候，各人背着行李，连牙粉牙刷面包都带了，预备去陪伴同学坐监。这天聚集大队出发，分路讲演，合计约两千多人。”《军警压迫下的学生运动》，《每周评论》第25号（1919年6月8日）。同时，北京学联向全国各界发表《宣言》略云：
学生等以内除国贼、为外争国权之资，爰有五四运动。
夫国贼不除，则外交之挽救无望；国权不复，则世界之永久和平难期。学生等之于国贼，人知其非有私怨。而必欲除之而后快者，非仅为国家计，亦正为正义人道计也。
为国家及正义人道计者，宁肯避难。肴日（三日）以来，恢复露天讲演，被捕者一百七十八人，军警横加虐待，肴电已陈其概。豪日（四日）被捕者七百馀人。今日明日，有加无已。
是即明知其难而故蹈之也。学生等方当求学，惟知有真理耳。其理所在，死生以之。求仁得仁，又何怨乎？《每周评论》第25号（1919年6月8日）。
北京学生愈战愈坚强，决不肯向政府让步，“而声势遂大振”。5日这天，有五千多学生涌向警方，主动要求入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