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5月10日。
这份启事像他早年的“怪八股”一样，让一般人莫测高深，而生歧义。甚至有人说“君者指政府，马者指曹、张，路旁儿指学生”。如此当然有违蔡元培的本意。
为此，12日的《北京大学日刊》登载了文科教授程演生答学生常惠问的通信，对其作了解释：“我倦矣!”可见“自伤之情，抑何深痛”；“杀君马”句原意指“长吏马肥，观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驰驱不止，至于死”，引申蔡先生“徒循他人之观快，将恐溺身于害也”；“民亦劳止”句，“所谓民者，或自射其名耳(孑民)。言已处此忧劳之余，庶几可以小休矣。倘取全章之义，则不徒感叹自身，且议执政者也。”
后来，蔡元培又对程演生的这份解释作了解释，说前句“但取积劳致死一义，别无他意”；后句“但取劳则可休一义，别无他意”。直到1958年胡适才对雷震作了最通俗的解释：“‘杀君马者道旁儿’，人家都称赞这头马跑得快，你便得意，你更拼命地加鞭，拼命地跑，结果，这头马一定要跑死了。”闻畦之：《胡适的人际世界揭秘》第395页。
不管是否读懂那立见奇气的启事，而北大校长离京出走一事本身，就在北大内外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从而使五四运动增多了一项重要内容--挽留蔡元培，简称“挽蔡运动”。
“挽蔡运动”声势浩大。其主力军与原动力仍然是那批有勇有谋的大学生。5月10日，北大学生一面派代表前往教育部，递交呈文，谓“伏乞万勿允准辞职”；一面派出“代表赴津挽回蔡校长”。北大全体的教师与教授们仿照学生联合会成立了教职员联合会，接着“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也成立了，新旧两派人士都参加了。诚如周策纵所云：显然在某些方面，教师和教授们实际是在追随学生们的运动，而不是后者追随前者。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189页。北大教职员联合会也举派马叙伦、马寅初、李大钊等代表，赴教育部请求挽留蔡校长。同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决定“各校推出代表一人齐至天津挽留蔡校长”，并联合上书教育部，谓：
此次学生行动，纯属全体公意……与各校校长绝不相关，尤非北京大学校长一人所能代任其咎。且蔡校长德高望重，海内宗风，自其入长大学，招致贤哲，成绩斐然，不特亲立门墙者咸受熏陶，即异校学子亦得常亲教泽，全国舆论尤极推崇……万望俯顺众情，对于北京大学校长辞职，勿与批准，并迅下明令切实慰留，保此教育一线之曙光，即培国家后日之元气。《晨报》，1919年5月11日。
为表示与蔡元培、北京大学同进退，北京各中等专科学校以上的校长，也全部向政府提出辞呈。原是同情学生且挽留蔡元培的教育总长傅增湘，不堪来自政府与学生的双重压力，在“大不得已”之下，也步蔡元培的后空，留下辞呈，挂冠而走，直到政府批准其辞职，“失踪”多日的傅增湘才回到北京。到5月19日，北京各高等学校一律罢课，北京学联发表《罢课宣言》、《上大总统书》，提出六项要求，其中第三项就包括力挽蔡元培回职的要求。
一向被视为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人士也纷纷出面，声援蔡元培。北大国学教授黄侃对人说：“余与蔡孑民志不同，道不合，然蔡去，余亦决不愿留，因环顾中国，除蔡孑民外，亦无能用余之人。”上海《时报》1919年5月16日。那个拖着小辫子的辜鸿铭，在6月5日的北大挽蔡会议上，也走上讲台，以出人意表的逻辑说道：“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此则见蔡元培“兼容并包”的精神魅力。
深知众怨难犯的当局也巴不得蔡元培早日返校，以求弥平风波，所以很快就打消了罢免蔡元培，推翻马其昶、胡仁源继任校长的方案，转而一再电请慰留蔡元培。14日，由大总统徐世昌亲自发出一道挽留指令：“该校长殚心教育，任职有年……所请解职之事，着勿庸议。”并派专员南下诚邀他返校。且屡辞屡邀，虽中经安福系的阻挠，政府挽蔡还是有诚意的。
“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的蔡元培，自觉“于佳山水中读书养疴，亦数年来难得之机遇也”。遭遇如此强大的挽蔡运动，蔡元培只得重出“江湖”。7月9日，蔡元培分别致电全国学联和教育部，称有感于各方责望之殷，“已不容坚持初志”，答应“一经就愈，即当束装北上”。但旅途劳顿使他胃病复发，“一经就愈”，即待治好病再北上，在此期间请蒋梦麟代理校务。蒋申明仅作蔡的监印者，只代表蔡个人，不代表北大校长。得教育部批准，北大师生认可，蒋依靠评议会、教授会共维校务，“而同人等亦各本素日之修养照常力学，故未致以一人之去而令全校瓦解，此则食蔡校长三年来整顿学风之者也。”北京《晨报》1919年7月21日。
7月21日，蔡元培又致电全国学联：“五四以来，学界牺牲极大。现在六条要求，均有相当解决。务望通电全国学生诸君，一律上课，以慰国民之望。”第二天，全国学联即发布《终止罢课宣言》，称：“自今终止罢课。一俟秋高气爽，各校循例开学，即当挟箧怀船，重理故业。务期研阐新知，发扬旧贯，潜心修养，储国家有用之材；端固学风，树教育独立之计。”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7月23日。真可谓“各校全体学生进退，以蔡君一个视之”。连时任内务总长、司法总长的朱深也感慨地说：“诸君不可视蔡元培晋京为一书生，当视为十万雄师。吾人不可不以全副武装对付。”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9月18日。9月12日，蔡元培病愈由杭州回到北京。9月20日这天，北大两喜临门，一则开学典礼，一则欢迎蔡元培回校。马叙伦和张国焘还分别主持了教职员和学生的欢迎蔡校长大会。
在学生大会上，五四运动的活跃分子方豪代表全体学生致辞：“回忆返里之日，人争走相问曰：‘蔡校长返校乎？’生等叹大学前途，每悲不能答。今先生返矣，大学新纪元作矣！生等新生命诞矣！生等于以有无穷之欢乐、无限之兴奋，敬祝先生健康！大学万岁！中华民国万岁！”《晨报》1919年9月21日。
四、六三、六四：大批学生的被捕与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