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族”是个伪命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社会现象百态丛生不断浮出水面，一个发展中国家向成为发达国家的梦想进发，某种程度上就像一个追求某天财富大变身的人一样，谁都挖空心思地想缩短这个进程。于是乎，生活变得急吼吼不得安静，城市变得狂热而焦躁不堪，我们变得心慌气短没有安全感，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很近的事情。
早在“蚁族”这个定义没有出现以前，20世纪90年代北京就有“北漂族”，更早的深圳也有“闯深圳”一族，之后又有以考研为目的的“校漂族”。那些谋求机会的年轻人，方式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也都像蚂蚁一样奋斗，像蚂蚁一样生活。再往远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回城的知青，刚结婚的和孩子多大的都住在筒子楼里，三口人几平方米的屋子，过道上一个煤炉的做饭空间，十几家共用一个卫生间，永远亮着灯的黑房间，永远淌着污水的楼梯间……这都是他们生活的写照。现在有一个误区，似乎“蚁族”被关注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冒出个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哎呀，社会怎么啦。这样理解的出发点只有两个：一个是对大学生吃苦的单向同情心，彻头彻尾的“被”语境--你们应该被同情才对；另一个是泼脏水--“蚁族”没能力、脑残、混成这样！可是这个群体需要你们同情和救济吗？他们是在指望施舍吗？想过农民工吗，大学生理应比农民工更受关注，更受同情？生存，并按照最大的可能性更好地生存，即使这个“更好”在别人看来“不切实际”，那都是从自我出发的主动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蚁族”完全是一个被强加的概念，被某些泛精英论者、言论投机家赋予的单项度的同情标的。固然这些大学生还没有做到现实地规划人生，理性地完善自我，他们的面子情结还很重，但是毕竟他们不是乞丐，没有祈求施舍，蚁族并没有把自己包装得可怜兮兮，然后处心积虑炒作自己谋求利益。《蚁族》中写道的一位从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毕业后从事保险推销的80后说：“我的工作虽然很辛苦，也希望你买我的保险，但我不愿意因为被可怜才做出业绩……都是一步一步努力奋斗过来的，不需要被别人可怜。”
其实没什么可悲哀的，他们的确不需要可怜，这是国家向前发展的时代烙印，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烙印。
60后，十年“文革”破坏了整个社会秩序，青春激荡在大串联的日子里，前途和希望一度错位。终于等到改革开放，他们迎来了黄金年代，基础好的成为当之无愧的天之骄子，上大学不花钱、分配工作首选国家机关、鼓励入党、积极升迁、分房子、涨工资……道路都已铺就，只看自己是否加油。基础不好的，当工人或者自谋职业，这一部分处境艰难很快被社会边缘化，难有大作为。不过，先富起来的人里60后占相当比例，他们是敢于在市场经济初期尝鲜的人，海外华人里的比较成功的一小部分是20世纪80年代出去的60后。
70后，走出校门前曾发誓言“坚决服从组织分配”。怎奈政策突变，可以双向选择了，国家不限制择业。要么下基层要么找关系，也有不少人漂北京下深圳进入企业，不过绝大多数仍从“铁饭碗”干起，大部分享受到了福利分房，有些人满足于类似60后的前途命运，在一个古董级的单位和一个爷爷级的住房里安度中年；也有不少人杀入市场闯荡，成功者成为新经济模式下的中坚力量，失败者仍是底层打工一族。另外，出国深造的越来越多，考研的越来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