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法庭旁边一个小小的空房间吃午饭。一片粗面包加一片山羊奶酪，喝的是小贩叫卖的热茶。我们讨论着案情，列夫·尼古拉耶维奇逐渐激动起来。他说他坚信言论自由是最基本的原则，虽然这原则与俄罗斯沙皇政府格格不入。他很欣赏阿法纳瑟夫的年轻有为和理想主义。事实上，他赞同这个年轻人的目标，虽然他怀疑暴力革命是否能真正地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
“人们似乎不记得我们都是要死的，”他说。他的手颤抖着撕下一小块面包塞进嘴里，慢慢地用牙床嚼着。“我们的精力应该用在做绝对有益的事情上，而不要浪费在没用的斗争上。如果革命带来的不是一种全新的社会模式，比如废除所有的政府，那么它仅仅是我们所见的一个模仿品，甚至比它所取代的那个更糟。”
我不能完全接受这种说法。“可是沙皇作恶多端。”我低声说，虽然我们旁边没有人，“任何政府都会比这个好，肯定不会比它更坏了。”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平静地说着，丝毫不怕被人偷听到。他是所谓的那为数不多的几个对沙皇的迫害有豁免权的俄罗斯人之一。“俄罗斯人民的状况不会得到改善，”他说，“不是以道德为基础的革命不可能给任何民族带来改变。道德基础就是以不使用武力为前提。”
我很快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些话。他说得很好。太好了。可是我反对他这种不切实际的态度。我同样相信一切都必须遵循上帝的旨意，不道德的革命只能给俄罗斯人民造成伤害。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上帝的旨意就不能是强行用一个有合理形式的政府取代一个残暴的政府呢？我表达了我的看法，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似乎不为所动，或许他在为下午的开庭酝酿情绪。
我们回到了内庭，其他人还没回来。屋里更冷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弯着腰，嘴里蠕动着，仿佛还有面包块塞着需要咀嚼。他喘息了两下，我马上测量他的脉搏，跳得飞快。我催他马上返回雅斯纳亚·波利亚纳。
“我不说话，”他说，“但你必须替我发言，就是我不认同对阿法纳瑟夫的所有指控。告诉他们，我认为他是个拥有崇高理想和良好意愿的年轻人，他不应该受到惩罚。”
法官回来后，我起身为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表示歉意，称他由于健康状况而无法公开发言。我简要地向法官传达了他对阿法纳瑟夫的看法，法官热情地对我们表示感谢。这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站起来，向法官和听众躬身致意，然后重重倚靠着我的臂膀离开了法庭。
我们往外走着，屋里一片寂静，直到一个孤独的声音传来，如同地平线上升起一阵轻烟：“上帝保佑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回头看去，是阿法纳瑟夫。
出来后，我们停下来喝杯茶，因为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有点冷。我们坐下没多久，就来了一个年轻人。他冲我微笑着，好像我们是老朋友了，说他给伯爵带来一个口信。他说：“有人要我报告给您，对农民的指控已经被驳回。他们可以回家了。”他停顿了片刻，让我们理解消息的重要性。“阿法纳瑟夫被判处最轻的处罚，在某地禁闭三年。”
“太可怕了！”
“杜尚·彼得罗维奇，”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说，“考虑到这个国家的动荡局势，我们应该很高兴他没被判死刑。政府只是急于给阿法纳瑟夫这样的人一个警告。对年轻人来说，禁闭三年还不算坏。他可以看书、写作。我会给他寄些书的。”
晚上，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有些兴奋，对每个人都很和蔼，认真地听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说话。他在盛水的高脚杯里加了一滴白酒，这说明他感到 高兴。
布兰热在，（令人难以忍受的）装作一个虔诚的小信徒。还有纳兹文，一位年轻作家，称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为“主人”，这让大家颇为苦恼。他坚持要坐在“主人”身边。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说话时，他在一旁清嗓子，咕咕地像只鸽子。我格外讨厌他，特别是谈到哲学问题时，他一字不差地重复着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话，好像是他自己才想出来的似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仍然礼貌待他。我搞不懂为什么。事实上，当纳兹文用一种众所周知的托尔斯泰风格学舌时，他还在用力地点头。这太令人尴尬了。
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把大家都引到房子前面的休息室。我们坐在四周，她在钢琴前弹奏贝多芬的《田园奏鸣曲》。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眼睛涌出了大颗的泪珠，他用袖子擦去泪水。只要有音乐响起，不论钢琴（通常是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在弹，她幻想自己是个世界级的钢琴家，因环境所迫而不露锋芒）还是留声机，他都会经常落泪。另一方面，音乐丝毫不能打动我。
这都怪那个傻瓜犹太人戈登怀瑟，破坏了我对音乐的好感。他整晚整晚地为托尔斯泰家人演奏钢琴，他们都太好心，不忍心赶他走。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习惯了任人摆布，对谁都顺从，不惜任何代价渴望保有一份平静。但是代价是巨大的。
总有一天他会明白我为什么反对戈登怀瑟。他也会明白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必须被除掉。
玛科维茨基医生（3）
最后一站
（美）杰伊·帕里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