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1）

 　　又一年过去了，将我们带到了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尽头。我在日记中写下这个奇怪的数字：1910。这怎么可能？
　　
　　廖瓦奇卡已经睡着了，在天亮前他是不会醒来的。刚才，他巨大的鼾声把我从楼下门厅吸引到了他的卧室。他的呼噜声在屋里回荡，像一扇门在吱嘎作响。仆人们咯咯地笑着，“老家伙在锯木头呢”。他们就当着我的面说，对我一点都不尊敬，但我还是对他们报以微笑。
　　
　　廖瓦奇卡的鼾声并不打扰我，因为我们现在分房而睡。以前睡在一个房间时，他的牙齿还没掉光，多少减轻了他的鼾声。
　　
　　我在他窄小的床边坐下，把印有回形纹的灰色毯子给他盖好。他动了一下，挤出一个怪异的鬼脸，但没醒过来。没有什么能吵醒列夫·托尔斯泰。不论做什么，睡觉、工作、跳舞、骑马或吃饭，他都百分之百地投入。报纸上总是有关于他的文章，就连巴黎的早报都极其钟爱有关他和我们的小道消息。至于是真是假，他们从不在乎。“伯爵夫人，托尔斯泰伯爵早餐都喜欢吃什么？”他们问。夏季的图拉气候舒适宜人，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旅行目的地。门廊上总是排满了等待着采访的人，“他自己理发吗？他现在看什么书？你给他的受洗日买礼物了吗？”
　　
　　我从不介意这些问题，给他们的答案足以让他们兴高采烈地踏上归程。廖瓦奇卡似乎毫不在乎，反正他从来也不会看那些故事。即使我把报纸搁在他的早餐旁边，他也没兴趣看一眼。“一点都没意思，”他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愿意登这种垃圾。”
　　
　　但是，他的确会瞟一眼上面的照片。这周围总是有一些摄影师出没，缠着他要拍肖像照。契尔特科夫是最难缠的一个。他以为自己拿着相机就成了艺术家，可他拿什么都一样的傻。
　　
　　廖瓦奇卡还在沉睡，鼾声不断。我轻轻梳理着他的头发，花白的头发在浆过的枕头上乱作一团。白色的胡须并不像我父亲的那么粗硬，柔软得就像海浪的飞沫。我同熟睡中的他说话，叫他“我的小可爱”。晚年的他就像一个孩子，需要我全身心的溺爱与呵护，保护他免受那些疯子的骚扰。那些所谓的信徒们，受契尔特科夫那个魔鬼的领导和鼓动，每天都会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前。他们奉他为耶稣。廖瓦奇卡真以为他自己就是耶稣。
　　
　　我亲吻着睡梦中的他，呼吸着他婴儿般的气息，香甜如牛奶。我想起了多年前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那年我只有二十二岁，廖瓦奇卡的胡子还是乌黑的。他的双手还很柔软，尽管他已经花了不少时间跟农民们一起在田里劳作，特别是在丰收的时节。其实，他那么做只是为了好玩，为了锻炼身体，不像后来纯粹是为了名誉。他从心底里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他所崇拜的尊贵的农民中的一员。
　　
　　当时他正在写《战争与和平》，每天都会给我几页让我誊抄。没有比那更快乐的日子了，让我的手染黑那些稿纸，让黑色的印度墨水唤起我们从未见过或梦想过的那么纯洁和圣洁的美景。廖瓦奇卡也从来没有那么开心过。在工作中他永远是最快乐的，徜徉在他伟大而甜美的梦想之中。
　　
　　只有我能读懂廖瓦奇卡的手稿。他的笔迹如同鬼画符一般挤满了校样稿的空白处，让出版人抓狂。修改的地方一处遮着另一处，很多时候他自己都无法辨认到底写了些什么。但我可以，我读得懂他的用意，那些字句就容易识别了。有多少个下午，我们在炭火边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喝着菩提茶，讨论着小说的变化。“娜塔莎从来不会对安德列王子说这种话。”我会对他说。或者“这里皮埃尔的头脑太简单了，他可不像他假装的那么愚蠢。”
　　
　　我不会让他的写作拙劣，也不会让他在学习中打瞌睡或者在马背上或农田里花费过多的时间。廖瓦奇卡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是我推动他坐在书桌前的。对他来说，我曾经是那么重要。
　　
　　可是如今我不再重要了。
　　
　　不再像早年那样。二十二岁那年的九月十七日--我的受洗日，那天的我如水仙花一样苗条而艳丽。
　　
　　之后我们有了三个孩子。照看他们，照料全部家产（廖瓦奇卡从来不擅长考虑细节或管理--当时不行，现在依然不行），以及为他誊写手稿。我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但我从未有过怨言，即使他跟那个假装有学问的蠢女人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没完没了地在书房里聊天。那女人就像个吸盘一样死缠着他。
　　
　　我知道她长不了。在他一生中所遇到的女人里，只有我坚持到了最后。她们耗不过我，将来也不可能。
　　
　　那是在1866年，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们神圣的沙皇亚历山大在那一年被上帝之手所拯救。他在冬季花园里照常散步，遇到一位精神错乱的年轻人（唉，来自一个众所周知的家庭）用手枪朝他开火。一位农民迅速抬手，把枪口撞向一边，挽救了沙皇的生命。
　　
　　当天晚上，在莫斯科，廖瓦奇卡和我照常去了剧院。那时我们经常去看戏。演出开始前，每一位观众都站起来，高唱“上帝保护沙皇”。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令人动容的场面！之后的几个星期，我都在克里姆林宫旁边的圣尼古拉教堂举办的特别弥撒上感谢圣恩。那时的俄国人需要他们的沙皇。他们现在也需要，虽然那些听从我丈夫和他朋友的人永远都不会意识到这点。警察没能让他们保持沉默真是个奇迹。要不是廖瓦奇卡跟沙皇本人一样势力强大的话，我敢说警察早就让他们闭嘴了。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廖瓦奇卡是不会听我的意见的。他从原则上鄙视沙皇。但在我们相处的早期，他也曾拥护君主制度。他敬仰亚历山大大帝，因为他的表兄--少将沃尔康斯基王子是“十二月党”人，被尼古拉一世发配到了西伯利亚。他的妻子--王妃，也跟他们一起被流放，留下了一个年幼的孩子。是亚历山大赦免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