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为某企业以高薪招聘大学生当化粪池业务员，闹得媒体沸腾。我写了一系列文章为大学生“淘粪”辩护，讲到这种基层的、对社会有益的工作是如何锻炼人，等等，道理已经很清楚。不过，许多读者非常愤怒地质问：大学生从事粪业，岂不是浪费人才？言下之意，大粪里没有学问，配不上大学生的训练。
这种心态，反映出了我们的教育和社会观念是如何病入膏肓。试问：如果一个大学生毕业研究国学，是不是浪费人才呢？如果一个大学生毕业成为石油勘探的业务员，是不是荒废了学业呢？要知道，淘粪不仅有学问，而且是门“国学”，甚至应该“申遗”。
先说淘粪为什么是国学。国学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是本国的学问；第二是外国没有，或者外国虽然有却没有我们这么发达。我在美国的大学里讲课，每讲到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时就不免自豪起来，觉得这是我们的文化遗产，是国学。美国学生不服气，马上问：“这有什么新鲜的？基督教传统里有‘黄金定律’，讲的话几乎一模一样，我们从幼儿园时就学，怎么就成了你们的国学呢？”遇到这样的挑战，我不免一愣，马上给自己解围：这证明不同的文化在价值观念上是相通的，这说明普世价值确实存在。
不过，一讲起淘粪来，那些美国学生就没有办法挑战了。讲淘粪比讲儒学更让我为我们这个民族和文明自豪。我问学生：在工业化以前，你们西方的土地能养多少人？我们中国的土地能养多少人？17、18世纪英格兰的农业革命，被历史书吹得神乎其神。但宋代江南的亩产如果按卡路里含量计，比中世纪英格兰的亩产高了几乎三倍。即使比起所谓“农业革命”后的英格兰，也快高出30%。法国年鉴学派的掌门人布罗代尔对亚洲特别是江南的稻米经济大为惊叹：“稻田就是工厂！”因为在欧洲中世纪，一块地种了一年就得抛荒休耕，以恢复地力，否则怕是连种子也收不回来。而亚洲的稻田则全然不同。他引述欧洲传教士的话：这里不仅每一寸地都被耕种，而且一块地一年种两季！
这样狠地使用土地，怎么就不怕地力衰竭呢？关键还在于用粪。中国自古便有“惜粪如金”的话。翻开《杭州府志》就知道，在杭州经营粪业的公司叫“金汁行”，淘粪的规矩很多，各家竞争必须信守条例。在北京，1949年以前城门外布满了粪厂。市内各区的粪成色不一，富人因为饮食考究、蛋白质摄入量大，进而粪中油水大，其粪便价值高，被有势力的大粪场所垄断。日本的情况也大同小异。江户时代作家马琴的日记中记载，他一家七口（五个大人两个小孩），所产之粪被一家农民包下来，定时前来淘粪不说，而且每年一个大人的粪价值五十个茄子，逢年过节外加若干新鲜蔬菜。江户的房租，则会随着房客的增多而下降，就是因为房客产粪。这也恰恰证明了中国“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古训。
我并不是说西方没有淘粪术，但远不如中国或者东亚社会这样复杂精到。大粪对于当时的农业，如同石油对于今日之工业，乃能源之命脉，学问大得很。当时中国和日本人口之密集，是欧洲不可想象的。我们不妨想想：那时没有自来水、没有抽水马桶，这么多密集的人口，卫生如何维持？看看当今世界，世界人口死亡的最大原因，还是因为缺乏干净的饮水。可是，如清人包士臣所描述，南方人清理粪便及时，修建粪池，环境就比较干净。这一点后来在20世纪初也被日本的调查人员所证明。最有戏剧性的例子还是发生在日本。19世纪70年代，雄心勃勃的明治政府要把新都东京建设成世界一流城市，希望模仿伦敦这一帝国之都，修建自来水金属管道系统，并以重金请来了设计伦敦系统的著名工程师R.W. Atkinson。R.W. Atkinson先测试了东京所用的传统竹筒供水管中的水质，然后告诉日本人：“你们的水比伦敦的还干净，要伦敦的系统有何用？”这一惊人现象背后的关键，还在于日本人如同中国人一样惜粪，清理迅速，很少有环境污染。只是明治时代对西方崇拜过分，对自己的国学有所疏忽。
如上所述，淘粪是东亚乃至中华文明之基石。没有这种独特的淘粪产业和技术，中国就不可能有这么高的粮食产量，不可能养活这么多的人口，自然也不可能有从宋到清的经济繁荣和源远流长的文化。如今我们有季羡林先生这样的国宝，因为他精通吐火罗文等，有人说他是国学大师，我也完全拥护。但是，淘粪难道不和中华文明关系更大？淘粪当然是国学，而且值得申遗。和我们能竞争的，也就是日本等几个东亚国家而已。另外，在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的今日，粪学更有现实意义。粪不仅可以作为再生的肥料，而且也是再生能源。如今世界人口饮食中蛋白质摄入量奇大，粪的价值也就更高，可惜却被白白弃置。无怪乎在加拿大教书的Vaclav Smil教授靠研究大粪而著作等身，而且建立了广泛而崇高的国际声誉。他研究的重点地区就是中国。他一再呼吁，如今世界最大的资源浪费之一，就是对大粪的浪费。可见，这种国学，我们不研究，人家会如获至宝地拿过去研究。难道这样的学问，不值得大学生问津吗？难道这样的行业，有点文化的人就不能沾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