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答邝海炎先生
邝海炎先生:
谢谢你的回信!很遗憾,开学教书比较忙,不能细致回复,只能简单交代几句了。你信中词句很客气。我想我们是公开的信件往来,要节省读者时间,没有必要客套。我这个“没有希望”的“前辈”给你这个“有希望”的“后辈”写信,也就直来直去了,望见谅。
首先讲讲中文是否有价值的问题。我前信表达有笼统的地方。你提到许多国内学者,称他们做了许多有价值的工作,我当然承认。我并不是说国内没有好人,十三亿人口中没有一个像样的学者。在我个人的领域,国内就有许多好学者。我仅是从操作的层面讨论问题。这么跟你说吧。如果我真如你希望的那样“学成归国”,在大学里带研究生,我对学生的要求就是能不读中国书就不读。个别的中国研究可以参考中国书,比如沈志华、高华等等的书,当然还有原始材料。但是,这些学者很个别。中国的整体学术实力根本不入档次,即使研究中国史还比不过日本人。研究西方的就更不用说了。你如果拿出五年,只看英文的书籍,长进肯定比现在这样大。我并不想一句话把你列出的那些学者都否定了。我没有看他们的书,凭什么否定?但是,优秀的学术著作多得是。你得选择从哪里看起。比如,你开课讲法国大革命或者基督教,列出的参考书是中文的,我作为学生心里就打鼓。这不是贬低中国学者。他们中有很突出的个人。但学术不能拿一两个人说事。比如,刘小枫对基督教神学的研究也许非常不得了。但请问:国内有谁能有实力挑战他吗?这么大一个传统,就这么一家,不受挑战,这样的学术当然就有疑问了。不像西方,有多少家出来,全是重量级的,你犯一点错误就被抓住,不犯错误也频受挑战,各派都说得头头是道。这样出来的学术,自然就高一筹了。我有位朋友,在美国当教授,评终身教授没有评上。那个学校的学生对我说,当时他头发都白了,压力太大。后来回国,在名校当了教授,哈哈,满面春风,仿佛年轻十年。吃学术饭,国内的横杆太低了。哪怕有能破世界纪录的人,你把横杆摆到一米五,他怎么跳也达不到两米三以上的高度。至于你说国内某些人的工作“绝不是海外学者能替代的”,我看有点不靠谱。这心态本身就不对。我倒不是替海外学者辩护,只是讲一般学术的常识。也许你可以说柏拉图不可替代。这样的人也要经过长期的历史考验才能确定其位置。但是,常规的学术研究,都在凡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学术更没有边界。除非你垄断学术资源,怎么能说某某的学术不可替代?一个供着几尊“不可替代”的学术权威的学术界,是没有希望的。
算来你比我小二十多岁。我是1989年28岁开始学英文的,程度是《新概念》第二册第一课。五六年后,算是能看英文了。读到现在,中间又有了孩子和各种生活压力,并且进行大量中文写作,实际安心看有价值的书,就那么几年。所以我说我没有希望,你有希望。但问题是你得这么要求自己,也这么要求学生。不然,日后学生抱着英文书啃,回来说老师扯淡,你应付得了吗?那时除了靠权力维持一点自尊外,也没有别的招数了。人都是人,我若走到那地步,表现不会更好。去年有个北大的孩子来找我,说从高中就读我的书,到美国读暑期班,顺便要到波士顿见我。我就请他吃了顿饭。吃完饭,他突然从包里掏出一本我的书,让我题词。这阵式我可从来没有见过,当然是受宠若惊。不过,凭良心我还是说他:“你这么年轻,懂两门外语,怎么会在我的书上浪费时间?好不容易来美国,就这么一个暑假,有多少东西好学,怎么可以包里夹一本中文书呢?难道你不懂取法乎上得乎其中的道理?”后来盛情难却,给他随便写了几个字。事后才想起来最恰当的“题词”是什么,只有写信告诉他:“很荣幸你还看得起我。不过,虽然我要努力争取你在十年二十年后还能看得起我,但我还是希望你到那时候不再看得起我了。”我的意思是,这样优秀的青年如果十年二十年后还看得起我,只有两个可能:一是我真成了大师了,这种可能比较小;二是中国实在太没有文化了,连我这么个人还挺有市场,这种可能似乎更大。这就是我说那些不读中文的话的意思。我自己的孩子如果想做学问、贡献于人类文化,我会教导她这样做。这话政治不正确,但是实实在在。我觉得当老师的,也应该这样告诉学生,否则会误人子弟。中文不是没有营养,而是营养严重不全。长时间读中文会营养不良。当然,我这么说,前提是大家都是“中人”,不是天才。用基督教的话来说,上帝真赋予你才能,你想拒绝也不可能。有些人,不用出国,不用学外语,照样有先知般的智慧。不过,我不是这种人,也希望大家不要把赌注下在这里,宁愿以自己是“中人”为前提来规划人生。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中有一种舍我其谁的劲头,很是可笑。我想这些人年纪日长,聪明的应该知道自己是老几了。我们这代人,面临的不仅是历史是否会嘲笑我们,而是历史是否有功夫嘲笑我们。我猜想,你崇拜的那几位,大概自己也不会觉得自己“不可替代”吧。
下面谈更实质的问题。你信中这一段对我的批评很有意思:
你认为“国内政治权利不平等是造成经济不平等的最根本原因”,这点我同意,而且我也跟你解释了,国内的政治自由主义者在这点上跟你都差不多,要不我前文里转述杨奎松先生的研究干吗?可你呢,老抓着这个问题不放,认为“他把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描述成必然的反比的关系”,我认为你是有点误会茅老,茅老的意思就是要保护那些通过合法劳动致富的人。你自己以前不是也写过“富人论”,讲要保护那些“把西方后工业社会和中国的工业社会乃至前工业社会衔接起来”的富人吗?为什么你能说保护某种富人,茅老就不可以?当然,你的改变是因为几年下来你很遗憾地看到:“在中国发达的,主要不是这些人,而是把市场和权力衔接的人”。我请问你,你凭什么说中国现在的富人都是“把市场和权力衔接的人”,你有数据吗?当然,你也可以反驳我,“那你也没有数据证明不是吗”,我承认我也拿不出数据,但以我们生活在国内的人的感觉来看,目前中国的富人肯定不完全是“把市场和权力衔接的人”,而且一定有茅老所说的“通过合法劳动致富的人”。所以,还是那句老话,茅老有错,错在用词,错在为了保护这些“通过合法劳动致富的人”,居然说出了“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这样违背历史事实的话,但其意思还是好的,他的实际行动就是一种最有力的证明。
你这么想,在我看来就很有问题。首先是我说东你偏说西。我讨论的是人的言论,你偏说那人言论也许不妥,但他做过好事,不能抓住不放。这一点我已经反复讲过,不多说了。下面是实质问题:什么叫“国内的政治自由主义者在这点上跟你都差不多”呢?“差不多”难道是取消辩论的理由吗?我和“主流们”的立场其实针锋相对。我认为未来中国要建立一个“权利优先”的社会;他们是要“效率优先”,“公平”是摆在“兼顾”那一档次的。当然,你可以像为茅老辩护那样为吴敬琏辩护:人家没有说只要效率不要公平呀,人家明明说了兼顾公平呀。这就好比茅老说既保护富人又保护穷人一样,你不能歪曲人家!可是,当效率和公平冲突的时候怎么办?你难道没有听说“吴市场”说对拆迁户不应该按市场价格补偿吗?如果工人和老板为了工资问题争执不下、要闹罢工时,主流们是会支持工人罢工、组织工会的权利呢,还是说“只有富人的权利得到保护,穷人才能变富”呢?这种问题,怎么能不辩论清楚?
如果茅老真如你说的那样“说错了话”,他出来承认一下就行了。他不承认,而且他影响又那么大,有那么多人忙着为他辩护,帮助封杀批评他的声音,我找他说理难道不对吗?茅老把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描绘成反比的关系,白纸黑字写在那里。这是现代社会最根本的问题之一,托克维尔一上来就讲这个,怎么能不“抓住不放”?如果对这样的问题都要放掉,你们在大学还教什么书呢?我说中国学术不行,不值得认真对待,原因之一就是这种马马虎虎的态度。你一认真,特别是对大家公认的“好人”认真,就成了不厚道。对熟人就更不用说了。关于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的关系问题,我未必正确。不过,我毕竟还去找了数据证明。可是,你要知道,我现在有关的文字,不管有多少数据,报刊都开始不登了。即使那些一直邀请我写专栏的地方,也把这样的文字毙掉。你说这是谁的本事?我以后会把这些文字拿出来展览,看看究竟是我的水平低,还是媒体开始遵从“主流”路线了?
另外,我也没有说富人都是坏人。但是,我问你一句话:中国的富人中是否坏人的比例比较多呢?不错,你我都没有数据,还是根据生活经验判断吧。更好的办法,是大家把自己的观点讲出来,让老百姓来判断。你相信老百姓根据自己的经验做出的判断,还是觉得他们很容易受蒙蔽?我觉得老百姓很有智慧。如果许多老百姓出来说我的理论纯属害他们,我会反省。其实,判断中国的富人中坏人的比例,有数据也没有用。谁贪污行贿后会告诉你、让你统计成数据?老百姓的直觉是最准的。再给你举个例子吧。来美国前,人们说美国黑人犯罪率高、文化程度低。有人见了黑人就躲。但是,有很多了不起的黑人存在。怎么能一棍子把黑人全打倒?道理是这么说。但我做了家长,面临真实的选择,我就把孩子送到白人多的学校。到动真格的时候,人就相信自己的常识。凭你的常识判断,中国各阶层中贪污腐败的比例,是否在富人中比较高呢?其实我数据也不是完全没有。我在文章中写了,房地产商这几年盖的房子,95%在隔热方面达不到中国自己的标准。那肯定是偷工减料了。省下的钱到了哪里?这不是显而易见吗?我一天到晚说姚明好,怎么能说我把“富人”一棍子打死?
再说,“富人”这个词,是茅老先用,我不过是跟着用而已。比如比尔·盖茨,我先看到他是一个企业家;姚明,一个有品德的好运动员。中国人媚富,全叫人家“富人”,还要特别地提醒社会要“保护富人”,把钱看成衡量一切的尺度。这反映了我们社会的价值失落。听这话,我确实有点恶心,没法沉默。
我注意到你对另一位网友讲的话:
1,为什么我对徐先生这次演讲很失望,但还要维护他?一个原因是还“感情债”,另外一个原因是,我觉得他对“茅薛之争”的回答是一种“政治成熟”的表现。贫富差距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最近底层确实有股“仇富”的暗流,茅老在这种情况下为那些“合法劳动致富”人说句公道话,何错之有?我说了,他即使有错,也就标题错了而已,就算老糊涂可以了吧!可薛先生来揪着别人不放,一点也不顾及茅老实际所做的,甚至也不顾及……中国的言论环境,这种做法你就怪不得笑蜀说你是“道德高调”了,而我呢,已经很客气,很含蓄了,我只是说他“政治不成熟”,也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敌人”,可惜他未能领会我的意思。
2、我认为茅老说的“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是“违背历史事实”,你纠正了我的看法,仇富是有的,但仇富的不是草根,而是专制独裁者。这点把我朦朦胧胧的意识点醒了,其实葛剑雄先生当年的《货殖何罪?》就谈到了这点--在秦朝和西汉前期,商人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秦始皇时,商人必须编入市籍,而当时的法律规定,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子孙,与犯罪的官吏和赘婿一样,都在谪戍之列,即随时都可以被押往边疆服役或定居。秦朝被推翻后,秦始皇的苛政大多被废除了,但汉朝对商人的迫害非但一如既往,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汉高祖规定商人不得穿丝绸衣服,不得乘车,不得购买土地,还必须与奴婢一样,加倍交算赋钱(主要是人头税)。到汉武帝时,还恢复了秦朝的谪戍制度,将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子孙都列入征发对象。商人不但自己被入了另册,颇似文革中的“黑五类”,连子孙都因出身不好而不得翻身。对这样不公正的政策,当时很少有人提出批评,至少我们在《史记》、《汉书》等史书中尚未见到。相反,从皇帝至大臣,从政治家到学者,无一不是以农业为“本业”,商业是“末业”、“贱业”,从事商业的人自然就是贱民了,所以对他们怎么做也不过分。对商人的限制和迫害,都可以看成为“崇本抑末”的措施之一,因而推行之惟恐不及。
我不妨简略参与一下你们的讨论。
中国社会底层的“仇富”情绪,基本合理。开发商想拆你的房子就拆你的房子,还不许人仇恨吗?换你你也仇。只不过你是大学教授,不在那个地位上,但你不应指责底下的老百姓仇恨让他们倾家荡产的人。如果算一下基本权利被侵害的中国人的人数,究竟穷人多还是富人多?如果穷人被侵害的数量远远比富人多,为什么不重点保护穷人?主流们心里的观念是:穷人的权利和富人的权利不是等价的。穷人手里有多少GDP?被侵害就被侵害了。这是“效率优先”的必然结论。所谓“吴市场”一想到拆迁中的效率问题,就连市场价格也不要了。市场经济的原则放弃得如此之快!我已经提供了联合国的数据:世界贫富分化像中国这么严重的国家,就三十几个。看看这些国家,哪一个不充满了不正义?哪一个不酝酿着仇富情绪?人要到这份上还不仇富,还叫人吗?我说过(以后会详细论述),人类文明的两大遗产,民主和基督教,都和仇富有关。当你读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时,你想到的是“仇富”、是“朱门”中的酒肉是否是正当致富所得、冻死的人是否是市场上的输家,还是社会的不正义?你大讲所谓“政治成熟”。可是,自由派从八十年代的社会良心,混到现在这种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至少许多老百姓这么看),这叫什么“政治成熟”?知识分子在公众中的信誉,是自己最大的政治本钱。舍此不顾,自以为能和权力“机智地”周旋,这不叫“政治成熟”,而是政治堕落。
你第二点中讲了许多历史,我就不多说了。只是提醒你,至少在唐宋以后,商人和官场关系很近,会获得许多特权,实际社会地位并不低,否则宋到明清的商业繁荣就无法解释。另外,在西方中世纪,商人也被视为末流。在江户时代的日本,商人也排在农、工之后。人家的商人最后能崛起,是因为有一个权利优先的社会环境。我正准备写一本《市场的起源》,对此做一些澄清。仇富有时对经济很有好处。比如中世纪的欧洲,仇富情绪受到教会支持,打击放贷的商人,结果是压低了利率,低到了7%。这就给许多小买卖提供了必要的资金。而亚当·斯密后来则说,中国的利率太高,到了20%,资本费用太高,小企业无法成长。这里的道理,不是几句口号就可以说清楚的。不要听人家说几句,自己就突然像明白了什么。这是不成熟的表现。这些历史问题,论述起来复杂得多,取证要有一定之规,当然还得有世界史的视野。中文里大概信息也有限。这也是我劝你不要读中文的原因。
至于你说我“语言暴力”等等,我觉得不值得作答了。你看半年《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看看人家的公共辩论,自己自然会明白。茅老不答复我的批评,就像张维迎、吴敬琏、江平都不答复我的批评一样。如果你欣赏这样的态度,我劝你还是去搞政治或者做生意。当然,我收到的答复也并非没有,那就是文章不断被报刊拒绝。这其中原因如何,你我大概都属于“不明真相的群众”了吧。
倚老卖老地说吧。我在中国社会生活的时间,比你的年龄还长一点。你觉得我真不懂中国国情吗?恐怕还是大家对国情的态度有所不同吧。中国如今高楼大厦到处都是,我回去恐怕找不到家门了。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许多东西是变不了的。当读书人觉得自己“政治成熟”时,往往说明他们政治不成熟。你知道,我读书的时候,有些事情不让做,有些话不让说,老师的解释是:阶级斗争很复杂,你们还不懂,不成熟。如今年纪小的也这样教训我:阶级斗争很复杂,你要成熟些。哈哈,我宁愿做个不成熟的人。清理完此事,我将退出时评写作,因为我难以找到言论空间。不过,退出之前,我可以做个和主流相反的、不成熟的预言:中国现在其实还处于最好的日子之中,但二十年后可能会衰落,原因绝对不是没有保护富人。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