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莲环顾了一下我的小公寓，眼神掠过我的那些小玩意。绿色的闹钟还在无休止地滴滴答答。那瓶葡萄酒已经只剩了一半。
“莉莲。”我轻声叫她。她转过来看着我的脸，眼里含着感激，然后又开始讲话，语速很快，声音低沉，口音也愈加浓重。
“所以我整天看电视，从不出门。可能他会回家呢，我也不知道。也许我已经疯了。你能理解吗？孩子不在了，你的心也就空了。你能理解吗，罗斯玛丽？”
“不，莉莲，我想我没办法真正理解你的感觉。我只能尽量体会。”
我拉起她的手，我们对望着彼此的眼睛。我首先把头扭开了，莉莲所经历的痛苦让我无力承受。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是我能理解，痛苦让你迷失了自己的存在。我想这点我能理解。”
我的眼泪差点流下来，但还是忍住了，因为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我哭什么呢？我起身准备晚餐，好让自己忙起来。我取出火鸡，把烤箱的门开着，借它的温度让屋子里暖和一点，然后把蔬菜涂上黄油，把煮得有点过头的食物摆在配不成套的盘子里。一边做事，我一边偷眼看着莉莲。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可以明白别人的痛苦，我只知道我可以。十八岁，我就自以为饱经风霜。我以为我倾听了莉莲的故事就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减轻她的痛苦。她的痛苦遭遇很可能是毫无意义的——这个想法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可是，到底是谁容忍了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莉莲没有哭。她的眼睛还是不停地在我的房间里搜寻，仿佛赛尔吉奥随时会出现一样。她盯着靠在墙边的支脚浴缸，似乎期待着赛尔吉奥的幻影从里面浮出来。就算是一个已经溺水而亡的人又获重生，她也不会感到惊讶。她的嘴角动了动，用西班牙语轻声细语地说着什么。等她再开口的时候，已经是口气温和，面带笑容，整个人都变得轻松起来。
大概她在那里看到他了，看到他仰卧在浴缸里。莉莲在对着空气说话，我却一点也不觉得害怕。我不是也每天这么和母亲聊天么？虽然语言所能够做到的很有限，却是唯一把我们和亲人连接起来的线索。
我把盘子摆放在小桌子上。莉莲坐回到扶手椅里，双手在胸前交叉抱肩，似乎准备好了继续和我讲话，准备好了开口说英文。
“再也没有乐趣可言了，孩子，阅读的乐趣。只剩下眼泪。我哥哥让我到纽约来，说在这我可以帮他的忙。实际上，我什么忙也帮不上。我整天除了看电视什么也不干。我为他工作，因为我在等待。谁能帮得上忙呢？没人帮得上。”
我机械地吃着火鸡，食不甘味。莉莲更是看都不看一眼这些吃的。
“那你丈夫呢？他怎么了？”
“埃米利欧？他死了。因为太伤心，你明白吗？出事以后他就不肯再说话。他们迫于压力，放了一些电影资料。那些同样丢了儿子的妈妈们告诉我，里面可能会透露一些秘密。可是我什么线索也没发现，没有关于赛尔吉奥的线索。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他们。那些人挖开了很多乱葬坑——就是无名的墓穴，里面有很多具尸体。推土机把尸体翻出来。那段时间，埃米利欧整天都盯着电视，就像我现在这样。他看见了。他们怎么能这么做？那之后不久，他就死掉了，是心脏病。然后我哥哥就把我弄到了纽约，来到这儿。他说：‘你得重新开始生活。离开那个地方吧。离开吧。’他就是这么说的。‘赛尔吉奥一定已经死掉了。’他说。我离开了，因为我在那里什么也做不了，一个亲人也没有。很多人说我幸运，因为我可以离开那个伤心之地。”
莉莲拿起她的空杯子，透过杯子看过来。玻璃杯变成了一个小望远镜，一个潜望镜。从我这边望过去，她的脸看上去秀气了很多，感觉更漂亮，更亲近。
“可是，我也不想背井离乡，”她似乎不经意地说了句，“像你一样。”
莉莲走后我夜不能寐。清洗厨房、整理房间，忙得我浑身燥热，心情也无法平静。最后打扫完毕上床，枕边放着裹在橘色丝巾里母亲的骨灰盒。我把赛尔吉奥的事讲给母亲听，不知不觉中昏昏睡去。
“怎么会？”我问母亲，“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醒了。公寓里冷冰冰的，却异常明亮。因为做了噩梦，腿上发沉。我躺在床单下伸了伸腿，然后把自己裹在毯子里，起身烧了壶热水，站在窗边等着水开。下了一夜的雪，外面的街道已经变得认不出来了，银装素裹下，整个城市也变了副模样。一切都静悄悄的，白得刺眼。停放在街边的汽车被雪覆盖，看上去像是一串串的雪堆。昨晚的大雪和那场细致的初雪完全不同——我和奥斯卡在公园里遭遇的那场雪细细的，让人感动。我拉紧身上的毯子，额头贴着冰冷的窗棱，心里惦记着莉莲，想到她的孩子。我很明白，人不是东西，说丢就丢了，人的位置也是无法取代的。我呼出的白汽袅袅地飘着，像是蒙眬的幽灵。
记得查普斯借助画册里的一张图向我描述过冬天的样子。她背诵的那句诗说：“冬天里我用我的热泪，融化了积雪。”
“丫头，你看上去怎么像见了鬼一样，”那天早上珍珠在盥洗室里见到我时说，“怎么了？你没事吧？”
“我没事，珍珠。就是，就是觉得有些事情让我很难过。”
“是那个他妈的盖斯特惹你了吧，是不是？要么你就是真的见了鬼了！他对你做了什么？”
“啊？不是的。”我满脸迷惑。那一刻我还以为我告诉过她，盖斯特曾经把手放在我背上，或者关于派克那封信的事，“不是，珍珠。和他没关系。”
“那是怎么一回事？”她追问，“来，坐这儿。跟我说说。”
我们坐在盥洗室里那张破沙发上，珍珠把我的手抓过去，放在她又大又干的手心里。我试着给她讲莉莲的故事，但那样的故事似乎只有在黑夜才讲得出来，就像一夜之间吞没了整个城市的那场大雪。珍珠很耐心地听我唠叨。
“你知道我的朋友莉莲吗？就是我住在玛莎华盛顿旅馆的时候认识的朋友。”
“我听你提起过这个人，没见过。你不是帮她找西班牙文的书吗？”
“就是她。她不是西班牙人，是阿根廷人。”
“哦，是这样。”珍珠附和着，等我讲下去。
“我一直想请她到我的公寓吃晚餐。她是我来纽约后的第一个朋友，我很喜欢她。她和我妈妈年纪相仿，你明白的，所以……”
“我明白。”珍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