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想什么，莉莲？”
“你问过我了。和刚才想的一样。”她的声音里透着无限悲哀，一口喝干了酒杯里的酒。
“莉莲，赛尔吉奥发生了什么事？能告诉我吗？”我尽可能温柔地问。我把手提箱向她挪了挪，坐在她的身旁，扶着她的膝。
又是一段时间的沉默。莉莲向后仰坐在椅子里，看着对面墙上的镜子。
“从哪弄的这面镜子？”她问。
“你总是转换话题,”我依然温柔，“从一家旧货店里淘到的。它让我确确实实地感受到自己的存在。”
“‘我看过了世界上所有的镜子，却没有一面镜子可以反射出我的存在。’这是波哲士说的。记得吗？就是你送给我,我又还给你的那本书。”
“我记得，莉莲。这本书现在就在我的书架上。‘没有一面镜子可以反射出我的存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明白。不过这句话让我想到的是，这世上怎么没有一面镜子能够反映出我儿子的存在呢？他掉到镜子外面去了。”她站起来，又坐下去，眼睛盯着我，目光坚定。
“我跟你说说赛尔吉奥的事吧，罗斯玛丽。本来不想讲的，但又不得不讲，闷在心里我会发疯的。现在我家里只剩我一个人了——我是说我自己的家，我丈夫，埃米利欧，还有我们唯一的儿子赛尔吉奥。”
她直视我的眼睛。
“先给我来杯酒吧。”
“你知道什么叫失踪人口吗？”莉莲小声说，“你知道什么叫肮脏战争吗？”
烤箱发出很大的声音，比那个绿色的闹钟按时报时的滴答声还要刺耳。楼下有人开门，又砰的一声关上，然后听到铺着瓷砖的走廊里传出脚步声，最后又是砰的一声门响。莉莲一直等到一切归于平静才重新开口。我猜不到下面她要讲些什么。
“他就是失踪人口之一。”她总结似的说，仿佛这句话能回答我的问题。她读出了我眼中的困惑。
“不明白吧？你怎么会明白呢？从一个年轻的国家来的年轻的女孩子。我想你们那儿，我是说塔斯马尼亚，一定很安全。你不会明白的。我的赛尔吉奥是被人抓走的，半夜的时候从他的家里被抓走的。那时候他才二十五岁，比你大。抓走，你明白吗？他今年有二十九岁了，上个月过生日。你还记得我没去上班那几天吗？”
她心神不定地摆弄了一下衣领，把手放在喉咙上。
“我们把他送到一个很好的学校读书。大学毕业，马上就要和女朋友结婚，准备当老师……”莉莲的声音哑了下来，手紧紧捂着喉咙的位置，眼睛盯着天花板。良久，她叹了一口气。
“我要怎么跟你解释死亡和消失的差别呢？”
忽然，大概觉得自己的英语不够好，她很愤怒地用西班牙语说了几句，口齿不清却情绪激昂，然后又闭口不语。过了一会儿,她继续说。
“你想搞明白这些，罗斯玛丽，但你还是个孩子，你不会懂的。这件事几乎要了我的命，可是我得活下去，因为我的儿子还没回来呢。我一直在等他回家。我要找出事情的真相。”
“你的意思是他被绑架了吗，莉莲？”我问道，努力想搞清楚她说的事，“被谁绑架了呢？”
“军队，警察。在阿根廷，就是被政府抓走了。我是天主教徒，你知道吗？可是连教会也不帮我，神父也是。说不定他们都是一伙的。我哥哥在这件事发生之前就离开家来纽约了，还买了这家旅馆。他说人们很快就会找出事情的真相，其实我觉得他们一直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只不过他们都不阻止它的发生。上帝也袖手旁观。”
她紧紧盯着墙上的镜子，我和她在镜子里对视。透过眼睛，我看到她内心世界一片黑暗。
“四年前，他就这么消失了。”她的头向后一仰，眼望着天花板说。
“我很久没说起赛尔吉奥的事了。每次说起来都让我心力交瘁。我说得太多了。不过和你说说还是很高兴。他消失了，整件事就成了一个谜。说出来应该是好事。我哥哥都听烦了。他也帮我找过，帮了很多。”
莉莲不由自主地画了个十字。
“这种事很多。即便是现在，每天都会有更多的人失踪。不过我还是从头讲起，这样对你来说比较容易理解。”莉莲站起来在我面前踱着步。
“是有组织的行为。从晚上十一点开始。我会知道是因为他们在一个晚上抓了六个赛尔吉奥的大学同学。他们十一点的时候在第一家开始抓人，一点的时候抓了另外一个，三点的时候抓走了我儿子。我儿子在公园对面有一间小公寓。知情人只有一个，就是大楼管理员。管理员说，他们把他从桌子后面拖出来，命令他开门，然后大声叫着让他赶快离开。可是那个管理员没走，一直躲在楼梯后面偷听里面的动静。”
“到底是谁干的，莉莲？”
“管理员说有好几个人，其中一个穿着制服，不知道是什么人。他们砸坏了公寓的门，过了一会儿，管理员就看见赛尔吉奥被他们五花大绑地拖下楼，然后被塞进一辆有篷货车拉走了。我只知道这么多。”
一辆救护车或者警车从窗外呼啸而过。莉莲听到警笛声一惊，然后用手搓了搓脸。
“自从他们带走了赛尔吉奥，我就没睡过觉。我觉得我的眼睛都快瞎了。后来埃米利欧带我去看医生。医生说我一定要哭出来，因为眼泪一直流不下来，阻碍了视觉。他又推荐我去找另外一个专科医生——你知道的，专门治这种病的医生，”她的手指一直敲着太阳穴，“她帮我哭出来，之后没想到我这一哭就停不下来了。不过眼睛倒是没问题了。后来，我尝试着阅读。只不过，阅读的乐趣已经一去不返了。”
莉莲指着我书架上的几本书。她的双手交叉，黝黑的皮肤，指节很大。她端起酒杯，我忙又给她斟满。
“我和埃米利欧，我们申请了人身保护令，你明白吗？”
我摇摇头。
“我们请了一位律师帮我们。我们想知道，我儿子到底人在哪里。是别人告诉我们这么做的。我们的邻居，他们的女儿也失踪了，他们认识一个律师。然后这个律师，他也不见了。我们希望政府能给我们一个答复。我是当妈的，我需要知道真相。后来我看到有一群妈妈在广场上示威，我也参加了。我们见了政府官员——都是些骗子。什么结果都没有。我们四处写信告状，到处诉说我们的遭遇。到现在四年了，我的赛尔吉奥成了失踪人口。还有更多的人在不断失踪。大家都应该知道我的国家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没有人想知道。你要明白，罗斯玛丽，我儿子，我们的孩子，他们都是最优秀的孩子。是忧国忧民，处事态度和我们不同的一代人。赛尔吉奥在大学里读的是社会学，为的是帮助穷人，改变社会现状。就是这样的好孩子不见了，他们把他抓走了。我不知道我的孩子在哪里，他还活着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