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见过世面并成为青年才俊的陈寅恪病愈后，不愿再看日本小鬼的脸色，也不满于日本的东洋史学，乃立下赴欧美游学，直接从现代学术源头寻找启迪的雄心大愿。为实现这一理想，在出国前，陈氏插班进入上海吴淞复旦公学就读，主攻英语，兼及德、法等语言。经过两年半的苦熬，于宣统元年（1909）夏毕业。是年秋，在亲友资助下自费赴德国柏林大学就读。宣统二年秋，远在万里之外的陈寅恪闻知日本吞并朝鲜的消息，想到了祖国与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命运，慨然作《庚戌柏林重九作》诗一首，内有“陶潜已去羲皇久，我生更在陶潜后。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53】之句，抒发了忧国忧民的悲愤情怀。
宣统三年春，陈寅恪脚气病复发，不得已转地治疗，北游挪威，二旬而愈。这年秋，陈氏至瑞士，转入瑞士苏黎世大学读书。当他阅报得知国内发生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消息时，即去图书馆借阅德文原版《资本论》就读，以了解这场革命的内在理论体系。抗战期间，陈寅恪在成都病榻上与自己指导的燕京大学研究生石泉谈到共产主义与共产党时，曾涉及此事，陈说：“其实我并不怕共产主义，也不怕共产党，我只是怕俄国人。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从外国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后，我立刻就去图书馆借阅《资本论》。因为要谈革命，最要注意的还是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这在欧洲是很明显的。我去过世界许多国家，欧美、日本都去过，唯独未去过俄国，只在欧美见过流亡的俄国人，还从书上看到不少描述俄国沙皇警探的，他们很厉害，很残暴，我觉得很可怕。”【54】
据史家考证，陈寅恪可能是中国人中第一个阅读德文原版《资本论》者。这一年，陈寅恪22岁。许多年后的1953年11月，原为陈寅恪研究生兼助手、时已成为中共党员的北大教员汪篯，受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与副院长李四光派遣，赴广州中山大学敦促时任历史系教授的陈寅恪北返，就任刚刚成立的中科院第二所（中古史所）所长。陈寅恪除了对汪篯这一不明事理和冒失举动大为反感外，在亲书的《对科学院的答复》中曾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的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胜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55】对陈氏一贯提倡和坚守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一深层意义暂且不表，至少从信中可以看出，陈寅恪作为最早读过《资本论》原文的中国人之一，当不是虚妄孟浪之谈。
1912年，也就是民国元年，陈寅恪脚气病复发，且费用拮据，营养不良，加之国内局势动荡，军阀纷争，城头上的大王旗一日三换，陈三立被迫携家避居上海，陈寅恪也不得不暂时归国。据陈寅恪的侄子陈封雄说，寅恪在游学欧洲期间两次回国，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家杂览经史古籍，对史学感到浓厚兴趣。他不但背诵了《十三经》，而且每字必求甚解，这也就奠定了他一生精考细推的治学方法。”【56】翌年春，陈氏脚气病痊愈，再次踏上西行的航船游学海外，先入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再游学伦敦。1914年8月，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留法学生均遭经济困窘。这年秋天，江西省教育司司长符九铭电召陈寅恪，要其回南昌总览留德学生考卷，并许以补江西省留学官费，陈寅恪应召取道回归本土。此番游学欧洲，除期间回国短暂逗留外，前后凡四个年头。
1915年春，陈寅恪于阅卷空隙，赴北京看望长兄陈衡恪。此时陈衡恪已于日本学成归国，在教育部任编辑之职兼任北京师范大学与美专教授，成为名满天下的大画家，当时的美术界有“北陈南李”之誉。北陈指陈衡恪，南李指李叔同。
陈寅恪此次北上，在陈衡恪的引见下拜访了许多京都名流，并得以与同船赴日留学的周豫才相会。这时的周豫才尚籍籍无名，除了在教育部履行佥事的公职，多数时间在阴沉破旧的绍兴会馆抄写古碑，借此舒解心中的郁闷。那篇承托起他一世英名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发表，还要等到三年之后。周豫才所送陈寅恪书、画一事，就是在这段时间。正是这次北上，陈寅恪结识了他人生中至关重要的挚友--傅斯年，并为二人在柏林的重逢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