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之后每到夜深人静，我就偷偷起来到礼堂去，一个人面对观世音菩萨。首先称念：“悉发菩提心，莲花遍地生，弟子心朦胧，礼拜观世音。求聪明，拜智慧，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称念之后就拜下去，大概留停半分钟，自己垂泪感动地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就这样，我一边念，一边拜，拜了一拜又一拜。
礼拜观世音菩萨的灵感很多，听说有人拜到后来，蒙观世音菩萨甘露灌顶，或是摩顶授记。但是很惭愧，这些我都没有。不过，时间过了三四个月之后，奇异的现象发生了，从此之后我的记忆力忽然好了起来，而且是出奇的好。过去念书，一篇《古文观止》念了二三十次，还是无法背诵，现在只要两三次就会背了。甚至《战国策》《史记》上的短论，未经老师教授，自己看一遍就能记得。至今时隔六十余年，这些文章在我口边，还是能够朗朗上口。
尤其很幸运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学院派我管理图书馆。那原本是栖霞师范学校所有，因为他们随军队撤退到后方重庆，所以所有的书都留给栖霞佛学院。这么多书，该看哪一本，刚开始我也不懂，不过我很留心注意，看看哪些书经常被老师、学长借出去，等他们还回来，我就拿来看。当中，尤其是乡村师范学校的活页文选，以及各种文艺小说，对我帮助最大。
坦白地说，我一生经历的各种苦行修行，虽然都能接受，但并不是太喜欢，可是阅读小说，我真是兴味盎然，乐趣无穷。那个时候，举凡《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小五义》《封神榜》《荡寇志》等，我几乎看过一遍就能记住。所以多年以后，偶尔和徒众小参，我就跟大家讲，我说一段《三国演义》给你们听。于是我把“诸葛亮借东风”、“曹孟德败走华容道”等精彩的情节说上一段。因为我说的都是书中的原句，弟子们也都听得目瞪口呆。
有时我也信手拈来，顺口说上一段《水浒传》。由于我对梁山泊上一百零八条好汉的名字、绰号、身穿的衣服、手拿的武器，都能如数家珍，一一道来，弟子们对我在年轻时曾经看过的书，至今还记忆这么深刻，都表示佩服不已。
在我的生命中，有很多事，不得不感谢观世音菩萨跟我的因缘。一直到现在，我对于一些年轻徒众的修行，总认为他们应该要从拜佛开始。因为礼拜可以庄严身心，可以折服我慢、增加谦虚，可以跟佛陀倾吐心事。拜佛时，人虽拜下去了，心里的情感却升华而与佛相应。所谓“鼓声有打则响，钟声有叩则鸣”；人有诚心礼拜，佛怎么会不垂慈感应呢？
一九八五年，在我开创佛光山十八年后，我卸下住持之任，传位给心平和尚，之后就搭机到美国西来寺。感谢住持慈庄法师为我安排关房，我在西来寺关房开始了“闭关”的生活。
过去在团体里生活惯了的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大众，每次出门都是一群人，走到哪里坐下来，也是一群人。现在闭关了，偌大的关房里只有我一个人。不过闭关期间正是很好苦修的时候，所以我一样早上四点起床，盥洗后，礼拜、读经，然后经行、写作……只是很惭愧，在关房里的五个月时间，每天我都希望能看到报纸。可见心还是不容易关闭，心像猿猴，心猿意马，不断向外奔驰。为了安心，先要“降伏其心”，因此我想出很多“降伏其心”的办法。例如，佛教的“五停心观”可以对治五盖，“九想观”可以对治贪欲，“九住心”可以勘察自己的心是否安住一处。乃至过去所学过的禅门公案，都一一拿出来实践。所以在五个月的闭关期间，我终于完成了一部《星云禅话》，后来一直在电视上播出，这也是拜闭关所赐。
过去我一直提倡“禅净双修”，我指导信徒也主张“解在一切佛法，行在禅净双修”。但是我的母亲认为我的“双修”还不够，因此教我一个“十修法门”：“一修人我不计较，二修彼此不比较，三修处事有礼貌，四修见人要微笑，五修吃亏不要紧，六修待人要厚道，七修心内无烦恼，八修口中多说好，九修所交皆君子，十修大家成佛道。”后来我把它编成《十修歌》。我想如果人人都能十修，真是佛国净土乐逍遥。
说到苦行，我一生最感激的，应该就是很多的人事让我有机会修持“忍辱波罗蜜”了。我从小出家，就受到前辈的歧视。因为我没有经过小寺院的基础养成，一下子就进入大丛林里参学，当然陋习、缺点很多，所以学长经常取笑我，例如说我走路不威仪，叫我走来走去，训练我走路，有时一走就是几小时，他们以教我为乐。
三餐吃饭时，虽然他只是一个小职事，都可以叫我站在身旁，为他添饭、夹菜，我的师兄就是其中一个。他们吃饭时，还不忘揶揄我，一个说：“星云是没有出息的！”一个搭腔说：“哎呀，不可以小看他，他也会像某某人那样聪明！”我师兄则说：“他如果能像某某人那样聪明，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我是被人看轻到如此的地步，但是我一点也不泄气，因为一个人有没有出息，岂是现在就可以看得出来的？还要十年、二十年以后呢！不过这倒是让我联想到外面的一些境界，就像打棒球，坏球来了，不要接，就不会被三振出局，根本也不需要什么忍耐。
说到“忍耐”，在我一生中，有好几次的经历，让我深刻感受到，修行的确需要有极大的忍耐力，试举二例：
第一，在六十年代，台湾佛教没有什么事业可言。当时我想，在我的发心、能力之内，应该可以办一所幼儿园。因此特地派了几个宜兰的青年，鼓励她们到外地接受幼教训练。她们真的前往受训了，我在宜兰也开始筹设幼儿园。一时之间也没有经费，后来就在雷音寺旁，把一个倒垃圾的小池塘填平，想在上面建两间教室。工程进度很慢，因为没有经费，信徒虽也发心帮忙，但还是没有办法加快速度。
有一天，我接到慈惠、慈容她们受训即将毕业的消息，因此就想幼儿园的工程非要加快不可。这一天我到工地巡视，看到工人在慢慢装潢、修饰，但四周墙壁都没有粉刷。我上前告诉工人：“你们要赶快把墙壁粉刷一下。”
正当我说此话的时候，有位老太太出现，她大声说：“不可以，我家侄儿松年说，没有钱再买石灰粉刷墙壁了。”我一听，这也是事实，没有钱，怎么能粉刷呢？我觉得她说得很对。
过几天，我又去查看工程，看到工人在刷墙。我说：“不能刷呀，没有钱啊！”那位老太太又出现了，她说：“我家侄儿松年说，还是要刷一下比较好看。”
当时我只觉得羞辱、惭愧，我在这里创建幼儿园，你在那里跟我左一句你家松年说，右一句你家松年说；一下子不刷，一下子又要刷，那我算什么呢？但是这个事情又不能发作，想想算了，做了就好，即使是屈辱，既然来了，也要忍气吞声。
过了几天，我想筹设董事会，准备向政府申请幼儿园备案。这时大家七嘴八舌，说要请社会上的什么名人士绅来担任幼儿园董事，我一概都接受。到了会议这一天，来了十几个人，一位在宜兰高中教书的程郁尊先生负责记录。会议开始，我上台感谢大家出席，就说：“今天来的，都是我们的董事，但现在我们要选出一位董事长。”
当时我心里在想，我虽然年轻，没有学历、经历，但幼儿园是我倡议创办的，我应该是当然的董事长。但是有一个人忽然冒出来说：“董事长就请张振茂先生来担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