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因为阅读，我也渐渐展现了自己的学习成绩，例如《水浒传》里的一百零八将，他们叫什么名字，什么绰号，用什么武器，穿什么衣服，我都能如数家珍一一道来。甚至我还列出三四十人，觉得他们不够资格当一百零八将中的好汉。
对于《三国演义》，我则崇拜不已，尤其当中对于人物武功的铺陈，很有层次，例如“吕布战三英”，可以看出吕布的武功胜过关云长、张翼德；而关公“过五关，斩六将”，可见关云长的武功又是远远胜过一般的英雄武将。
对于《三国演义》中，把关云长、张翼德、赵子龙、黄忠、马超，列为“五虎将”，我认为最为公正。当中尤以赵子龙那种不计较、不比较、不闹情绪，只是一心辅佐刘备，令我最为钦佩。
我在栖霞佛学院读书的六七年当中，可以说都是被人歧视、打压。例如，有一次语文课中，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目，叫做“以菩提无法直显般若论”。在那种年龄，对于什么叫做“菩提”，什么叫做“般若”，我都搞不清楚，又如何议论？如何能畅所欲言呢？结果老师给我的批语是：“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我当时一看，还扬扬得意，以为老师写了诗句赞美我，后来经过别人说明，才知道老师是在嘲笑我。所谓“两只黄鹂鸣翠柳”，它在叫什么你知道吗？“一行白鹭上青天”，你又了解了什么呢？所以总说老师的意思，就是说我的文章“不知所云”！
又有一次，作文题目是“故乡”。这种浅显易懂的题目，又是跟自己切身有关，加上我读过一些文学小说，懂得怎么样形容故乡，所以就写道：“我的故乡有弯弯曲曲的小河，河流上有小桥，两岸翠绿的杨柳低垂。每当黄昏落日余晖下，农舍的屋顶炊烟袅袅升起……”老师又给我批语：“如人数他宝，自无半毫分。”这一看就很明白，老师认为这篇文章是我抄袭而来，不是自己所作。
写得好，是抄袭而来；写得不好，是不知所云。幸好我的性格善于转化，没有轻易被摧残、打倒，所以后来我一直主张，对青年学子要用爱的教育，要鼓励他上进。所谓“良言一句三冬暖”，老师的一句话，一点鼓励，是用金钱买不到的，可是对一位青年学子而言，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是多么需要师长大人的鼓励啊！
不过，在我人生的学习之路上，也遇到过很多好的老师。十八岁我升学上焦山佛学院，有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薛剑园教授，为我们上文学课程，还有思想开放的圣璞法师，指导我们的国学。另外还有芝峰法师、大醒法师、圆湛法师、戒如学长、普莲学长，尤其在家的教授为数更多，只是有些名字已经不复记忆了。
这么多年轻优秀的师长，为我们教授数学、外文、生物学等，我一时只觉心开意解，世间学问向我蜂拥而来。我忽然思想大开，进步神速，所以就不断向江苏省镇江的各大报副刊投稿。其中有小诗，有散文，有语体文，不但皆被录取，后来他们竟然还要请我当副刊编辑。这对一个没有进过正式学堂的青年而言，真是莫大的鼓励。这是我人生中最感快乐，也是最短暂的一段学习过程了。
二十岁那年冬天，我离开了焦山佛学院，就此结束了我十年的学习生涯，接着就迈入了我人生另一个十年的参学时期了。
离开焦山佛学院以后，我回到宜兴白塔山大觉寺，在白塔国民小学服务不到两年，之后就到南京华藏寺，参加同学们发起的佛教革新运动。可惜因为时局动荡，国共战争开始，已经不容许自己有所作为了。因此在得到家师志开上人允许下，只带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其他东西一概舍弃，赠送给同学智勇等亲友，我率领了七十余名的青年同道，以参加僧侣救护队的名义，就这样渡海来到台湾。
初到台湾，人地生疏，用“走投无路”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所幸获得吴伯雄先生的尊翁吴鸿麟老先生为我保证，办理户口，才得以留台。当然，更要感谢的是，妙果老和尚收容我挂单，才能免于流离失所之苦。在当时，即使穷途潦倒，我仍然坚守自己对佛教的信念，保全一件僧衣，先后曾经拜访过慈航法师，听过道源法师讲说《大乘起信论》，也曾和大醒法师长谈，并且帮他担任“台湾佛教讲习会”的教务主任，乃至和东初法师讲说佛教的未来，同时帮他主编《人生杂志》。
我也曾经亲近过章嘉活佛，尤其印顺长老初到台湾时，驻锡在我教书的“台湾佛教讲习会”，因此得以朝夕亲近请教。我对于长老治学的严谨，思想理路之通达，无限钦佩。
记得那个时候，承慈航法师送我一套《太虚大师全书》六十册，以及印顺法师的著作。另外，我也拥有《印光大师文钞》《虚云老和尚法汇》、圆瑛法师的著作，还有一套《胡适文存》，等等。我坐拥书城，面聆这些大德的教益，回想这十年中，真是其乐无比。
我除了参学、教学以外，偶尔也在报章杂志写些护教的文章。一篇文艺短篇小说《茶花再开的时候》，承中兴大学教授秦江潮先生特地从台北亲临圆光寺给我指教；一封写给京剧名旦顾正秋女士的信，抗议她在永乐戏院演出有损佛教形象的戏剧，引起轩然大波。尤其在《觉生月刊》上写给朱斐先生的一封信，导致他把《觉生月刊》停刊，另创《菩提树杂志》。另外，一篇短文批评《中华美术》所刊出的佛像，把头脚切断，是对佛教不敬，招来东初长老对我的不满。甚至佛教同道间的指责，也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
我感叹自己只是在佛教里生事，对佛教没有真正的贡献。所幸章嘉活佛护卫我当选“中国佛教协会”的常务理事。但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同时也不想连累容我挂单的新竹青草湖灵隐寺，所以就设法到了山后交通不甚方便的宜兰，一方面韬光养晦，一方面在那里实践我对佛教新教团的设立，就类似太虚大师的“菩萨学处”。从此我告别了十年的参学期，开始迈入另一个以文学弘法的十年了。
我在宜兰，最初成立念佛会、歌咏队、学生会、文艺写作班；我有“教育部”登记在案的光华文理补习班，我创办幼儿园，也成立幼教师资训练班。我把宜兰市四十八个村，用佛教的义理，组成光明班、菩提班、清净班、慈悲班……四十八个班，每班选出一个班长，有系统、有组织地弘扬佛法。
虽然一下子办了这么多活动，但我并不会太忙碌，因为歌咏队有杨勇溥老师帮我教授，太极拳班，有武功高超，即使二三十人联合起来都不是对手的熊养和老先生帮我指导。另外还有宜兰中学、兰阳女中的多位老师帮忙领导各种社团。
我在忙碌之余还能抽空撰写文章，我的《玉琳国师》《释迦牟尼佛传》《十大弟子传》《佛教童话集》《佛教故事大全》，就是在宜兰十年的初期完成的。《释迦牟尼佛传》和《十大弟子传》，我都是用文学的笔调撰写，尤其《释迦牟尼佛传》，曾由“监察委员”游娟女士编成连续剧，在台视八点档期播出；也曾拍成电影，在金国戏院上映。《玉琳国师》更加发挥威力，曾被空军广播电台列为小说选播，也拍成电影，尤其勾峰先生二度编成电视剧《再世情缘》，在电视台连续播出一个多月。
我在这个时候，鼓励慈庄、慈惠、慈容等人，在台北三重开设“佛教文化服务处”，除为佛教界做一些文化服务以外，也出版通俗化、大众化的佛教著作，如佛教的小说选集，如唱片的发行等。我自己也在全省各地巡回讲演之余，努力撰写文艺作品，尤其作了许多佛教歌曲，如《弘法者之歌》《西方》《快皈投佛陀座下》《菩提树》《钟声》《佛化婚礼祝歌》等。通过雷音寺歌咏队队员的演唱，甚至编成舞台剧，在台湾各地表演，一时造成轰动。但这也引起传统佛教人士对我的不满，认为我荒腔走板，怎么佛教还唱起歌来，真是大逆不道，这不是要灭亡佛教吗？
但是佛教并没有因为唱歌而给唱完了，反而在几十年后，佛光山文教基金会慈惠法师主办的“人间音缘”，每年都把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集合在台北唱歌弘法，可见佛教提倡歌唱，不但没有伤害佛教，反而接引了一批批优秀的青年进入佛教，对于带动佛教的年轻化、知识化，发挥很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