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宜兰弘法十多年后,一九六四年时年三十八岁,先在高雄创办寿山佛学院,接着购买了大树乡麻竹园五十多公顷的土地,就此开创佛光山,想为佛教创造历史,开创佛教的另一个新局面。
佛光山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开山建设,初意是想设立佛教学院,为佛教培养弘法人才。后来基于发展中的需要,除了安僧办道以外,并且创办各种佛教事业,诸如养老育幼的慈善事业,以及幼儿园、初级中学、高级中学的设立等。
初建佛光山时,我知道自己应该要进入为佛教创造历史的阶段,于是为佛光山订定四大宗旨:一、以教育培养人才;二、以文化弘扬佛法;三、以慈善福利社会;四、以共修净化人心。
我同时也为随从的弟子们,制定佛光人的“工作信条”,我希望他们能在工作生活中,确实奉行“给人信心、给人希望、给人欢喜、给人方便”的原则。我把童年的性格和信念,逐渐加以实现,我把青少年时期酝酿在心中的理想,慢慢落实,所谓“国际化、人间化、生活化、艺文化”的人间佛教,就这样确立了。
从四十到五十岁的十年之间,因为是佛光山开山初期,点点滴滴,只要是善举,我从不排拒。例如,在自己衣食无着的情况下,筹办大专佛学夏令营;在开山建寺万般辛苦的情况下,设立普门高中,甚至后来相继创办西来大学、南华大学、佛光大学,真的都是“以无为有”,正如《般若心经》所谓的“空中生妙有”。
尤其为了“以教育培养人才”,我创办佛教学院,聘请杨国枢、韦政通、陈鼓应、王淮、唐亦男老师等人,到佛学院教授《老子》《庄子》,启发同学的哲学思想。乃至牟宗三、唐君毅,甚至韩国的金知见,日本的中村元、平川彰、水野弘元教授等人,都曾邀请他们讲学。
另外,为了带动佛教文化,我经常“以文会友”。当时的文学家,如郭嗣汾、公孙嬿、朱桥、何凡、林海音、高阳、司马中原等人,都跟我成为很好的文友,甚至刘枋女士还曾在佛光山长住过一段时间。
我对一些学术人才,一向都是非常尊重,所以在一九七七年佛光山成立“大藏经编修委员会”,陆续把藏经加以标点、分段、注解,重新编印成《佛光大藏经》,同时还邀请大陆学者王志远、赖永海、方立天、楼宇烈、王尧、杨曾文、王雷泉、陈兵、方广锠、程恭让等人,将藏经翻译成白话文,出版《中国佛教经典宝藏》。
我主办各种学术会议,出版《佛光学报》,后来又发行《普门学报》等。尽管我一生都很努力在为佛教推展文教事业,但是在佛光山开山期中,佛教界的某些领导人放话,扬言要打倒佛光山丛林学院,不准我兴办教育。其实,天主教、基督教在台湾创办了东海、辅仁、东吴等多所大学,佛教界也没有人要打倒它们,为什么我为佛教所办的一所小小佛学院,就要打倒呢?
尤其当时我要召开“世界汉藏佛教会议”,因为我获选为“中华汉藏文化协会”理事长,召开这样的会议有义不容辞的正当性。但是佛教人士杯葛我,要大家不要参加,不要跟我合作。我经常带着一种悲悯的心情,想到可怜的佛教,就只剩这么一点生机在苟延残喘,难道我们不能爱惜它、维护它吗?
此外,佛光山开山数年之后,由于各种因缘推动,我分别在高雄、彰化、台北设立分院。虽然来自教界与政治的阻力不少,但我顺应时势的需要,不但没有被打压、阻碍,反而以创造历史的精神,后来陆续到美国创建西来寺、中美寺,到澳洲创建中天寺、南天寺,到欧洲创建巴黎道场、德国禅净中心,到非洲创建南华寺,到马来西亚创建东禅寺等。我为海内外二百多所寺院道场订定“传统与现代融和”、“僧众与信众共有”、“修持与慧解并重”、“佛教与艺文合一”,作为佛光教团推展人间佛教的方向,我想这也是佛教发展的时代趋势,所以后来又成立国际佛光会,在五大洲成立一百多个协会、分会,真是“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常流五大洲”了。
时光荏苒,人已半百,在五十岁左右,除了在世界各地兴建道场,创办佛教事业以外,这时我想到佛教不能只重外相,应该要有一些实质的内涵。虽然多年来我一直做的都是“人间佛教”的事情,到了五十几岁的时候,才想到“哲学的人生”,因此我对人间佛教开始做了一些规划,我要确立自己的模式来宣扬人间佛教。
首先为了让人间佛教有特殊的内涵,我不能不考虑哲学思想上的建立,所以历年来国际佛光会召开世界会员大会,每次我都发表一篇主题演说,例如,《欢喜与融和》《同体与共生》《尊重与包容》《平等与和平》《圆满与自在》《自然与生命》《公是与公非》《人间与生活》《发心与发展》《自觉与行佛》《化世与益人》等,这些都是我在这十年期间所酝酿的思想。甚至对当代的问题,如战争与和平、宗教之间、族群问题、生态环保、安乐死、优生保健法、生命教育、生死学等,我都给予重新诠释。
为了诠释这些问题,我在世界各地举办讲座,或是召开座谈会,现在都已经结集出书。尤其我在《怎样做个佛光人》里,提倡佛光人要“先入世后出世、先度生后度死、先生活后生死、先缩小后扩大”;佛光人要“有宗教情操、有因果观念、有惭耻美德、有容人雅量”;佛光人“不私收徒弟、不私蓄金钱、不私建道场、不私交信者、不私自化缘、不私自请托、不私置产业、不私造饮食”;佛光人“以佛法为重、以世法为轻,以道情为重、以俗情为轻,以实践为重、以空谈为轻,以是非为重、以利害为轻”;佛光人“不以经忏为职业、不以游方为逍遥、不以自了为修行、不以无求为清高”;佛光人要“光荣归于佛陀、利益归于常住、成就归于大众、功德归于檀那”。
我也替佛光山设立“参禅规约”,并且为建设人间佛教规划蓝图。在佛光山,我以“全面照顾一个人的生老病死,让人的一生都能在佛光山完成”为发展蓝图;对社会,从个人的新生,到家庭佛化、社区佛化,乃至以服务社会为工作的意义,都加以叙述、阐扬。
在此期间,我为了替人间佛教做一些古今映照、传统与现代融和的工作,因此把根本佛教的“戒定慧”三学提出来,作为人间佛教的思想依据。在戒学方面,我主张戒律是佛教的根本,是佛法的生命,是诸佛化世的本源,所谓“戒住则僧住,僧住则法住”,戒律的重要,由此可见。但是戒律要合乎时代性,要合情、合理,要尊重人情、人性。当初佛陀也倡导“小小戒可舍”,现在的宪法都能顺应时代而改革,戒律也应该因时制宜,随着时代发展而融通应变,但是在应世化俗之余,不可过分方便而流于庸俗化,因为戒律必定是维护僧团最重要的法宝。
在定学方面,我认为不管在家、出家,佛光人都要有修身治心的法门。过去在台湾少有禅堂的设立,但现在佛光山在国内外的分别院,每家都设有禅堂和念佛堂。这也说明,佛光山虽然主张“八宗兼弘”,但重在“禅净双修”,多年来对此一直非常努力地在提倡、推动。
在慧学方面,佛教是不同于一般宗教的,就是有慧学般若,讲究对宇宙人生真理的探讨。遗憾的是,佛教徒大都重视信仰,不太重视阅藏读经,所以佛光山在世界各地成立读书会,目前大概有两千个读书会,至少有数百万人在读书。不过,若想提升佛教的慧学,大概还要看将来大家的深入程度了。
人间佛教的思想理念,主要是倡导生活的佛教,以促进人际间的和谐,带来社会的公平,达到世界的相互尊重包容,让所有人都能幸福安乐地生活为目标。所以,人间佛教希望大家讲道德、守信用、明因果、持五戒;唯有发扬人间的美德,散发人性的光辉,才能共创人间的净土。
对于人间佛教的弘扬,我除了著有《人间佛教系列》的各类书籍以外,在《人间佛教的戒定慧》里,更把人间佛教的思想、理念,一一表露。
人间佛教就是“佛说的、人要的、净化的、善美的;凡是有助于幸福人生之增进的教法,都是人间佛教”。人间佛教要有人间的性格、人间的伦理、人间的秩序;人间佛教要从“人”做起,甚至要从“自己”做起,凡事不要求别人。为了不把报恩的责任推给阿弥陀佛,我在佛光山成立“功德主会”,把信徒定位为“佛教的老板”,并且订定各种功德主的福利办法,一方面替佛教报恩,同时也让信徒在有生之年都能享受佛教给他们的福利,让他们都能“往生”佛光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