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还受到了工会力量的严格限制。这股力量几乎完全是负面的：工会可以把公司牢牢绑起来，却不能让它运转起来，甚或不能执行它与公司之间所缔结合同中的规定：它不得不把这事留给管理层。但是，工会领袖的阻碍力量可能非常大；有人说，就近几年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个人力量而言，跟J．P．摩根最接近的人物是约翰·L·刘易斯，这话并不算太离谱。事实上，在那些组建了工会的工厂，一系列的合同起到了这样一种作用：它们构成了被彼得·F·德鲁克准确地描述为“工业车间和办公室的新普通法”，涉及到雇佣和解雇、资历权利、冤屈的处理、超时工作、休假，以及其他很多事情。在很多情况下，这部普通法从长远来看既有利于公司，也有利于雇员，但它无疑削弱了管理层的独立性。
最后，管理层在掌控航向的时候必须始终着眼于人们如何看待他们的行动，不仅仅是雇员、股东、消费者和政府如何看待，而且还有一般公众如何看待。小企业的首脑可以从事不必接受公众监督的生意，有时候甚至能侥幸逃脱大窃盗罪的惩罚。大公司的首脑都明白，这样做非常危险。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处在严密的监视之下。给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详细报告，给收税官的详细报告，以及随时被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国会委员会调查的可能性，留给他们的私密感，大抵跟透明鱼缸里的一条金鱼差不多。金鱼必须漂亮。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也认识到了深孚众望的商业价值，并觉得，赢得朋友和影响人民，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一义务，也减少了他们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机会。
所以，尽管我们公司的管理层继续在有限的限度之内，按照自己的选择去雇佣、解雇、发薪、购买、制造和销售，并在他们达到成功之后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受股东和金融家的干涉，因此被置于一个完全不同于国有化工业或商业企业经理层的位置上，然而，限制依然是如此众多、如此严厉，以至于要说这些人在搞“自由企业”，那更多的是一种形象的说法，而不是准确的表述。他们所管理的，是在一系列严格规定约束之下运转的私营机构，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还必须着眼于大众的福利。
但那并不是它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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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公司的性质正在经历一场变革。
如果要挑出一句话来尽可能贴切地描述这场变革的话，你可能会说，商业正在变得专业化，因为，越来越多的商业中人致力于做那种我们习惯于跟专业人士（律师、医生、工程师、教授）联系起来的事情，并且越来越多地以一种类似于专业人士的精神来做这些事情。
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的时候，哈佛大学校长在为哈佛工商管理研究院所颁发的学位撰写引言的时候，把商业称为“最古老的艺术和最年轻的专业”，在老顽固们看来这话相当轻佻——不仅仅因为他所使用的语言让人想起最古老职业的身份。他们认为，整个观念是荒谬可笑的。商业，一门专业！一个多么清白的概念。商业是那些首先为自己着想的人之间的一场混战，教授们能够让人们为经商作好准备的观念是胡说八道。事实上，那年头很多粗人出身的企业大亨甚至对雇佣大学毕业生都心存疑虑，他们认为大学生都是些傲慢自负、不切实际的家伙，必须忘掉他们以前学会的一大堆知识，方能适合商业的竞技场。自那时以来所发生的变化，其粗略的程度可以在下面这个事实中找到：哈佛大学的这座非常专业的商学院已经从大公司当中赢得了广泛的尊重，也赢得了经济上的支持；而且，很多大公司都自掏腰包，把它们最有前途的高级管理人员（年龄在40岁左右）送到商学院，在高级管理班接受为期13周的培训，为他们扩大了的职责做准备。但这并不意味着，一所伟大的大学背离了它的学术传统，去庇护一所职业学校；毋宁说它意味着，美国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像如今所运作的那样——需要它的领导者具备本质上属于专业的技巧和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