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今天的公司——尤其是大公司——不仅不由股东管理，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完全不像从前那样依赖于提供钱的人——简言之，就是银行家。从前，公司的经理人都对华尔街毕恭毕敬，那时候，他们需要资金来拯救、重组或扩张他们的企业，而让银行家们掏钱的条件通常包括：他们在公司未来的管理中要有发言权。结果，那些大银行家（小银行家对他们磕头纳拜，投资人对他们敬若神明）变得有点接近于很多美国企业的最高老板。现如今，在对很多企业进行拯救、重组或再融资的时候，确实需要银行家的帮助，而且，他们的帮助可能确实非常有价值，他们的影响力也很强大；但他们趁火打劫、仗势欺人的机会十分有限。首先，他们跟客户做交易的条件受到了法律的严格限制。其次，竞争救助者角色的候选人已经出场，比如政府的复兴金融公司（最近几年，人们发现，它的某些官员对他们所发挥的作用持有高度个人化的观点）。当一家公司需要钱来扩张的时候，它很可能去麦迪逊广场（换句话说，就是去找保险公司），而不是去华尔街，或者能够吸引那些正在崛起的资本集团——投资信托公司——的兴趣。要么，它可以用自己的钱。
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如今成功的大公司都是自筹经费的。它们让自己的资本滚动起来，只把收入的一部分拿来分红，其余的则用来购买新机器，建造新工厂，开设新的子公司。这种取代银行家的办法，在世纪之交的大公司当中很少见，但它在1920年代变得非常流行，在今天的大公司中已成为标准。因此，一家资金充足的成功的大公司，其领导人可能有点像对他的私人医生那样对待华尔街：最好是对他客客气气，因为他对你发号施令的那个可怕日子可能会来，无论如何，他偶尔提供的服务和体检总归是有用的；但与此同时，医生并不是你的主人。同样，华尔街上谁也不是成功公司领导人的主人。
那么，成功的大公司是不是它自己的主人呢？完全不是。
首先，它受到了政府的严格限制。正如萨姆纳·H·斯利克特教授所说的那样，在过去50年里，美国所发生的基本变化之一，是“经济从自由企业的经济转变为政府指导型企业的经济。……这种新经济赖以运转的原则是：一些基本决定——谁有多少收入，生产什么，以怎样价格销售产品——都是由公共政策来决定的。”政府通过制定最低限价和最高限价来干涉价格过程；它以许许多多的方式管制如何宣传和销售商品，一家公司被允许买进什么样的企业，给雇员发多少工资；在某些有《公平就业法》的州，政府甚至对谁可以被雇佣有发言权。埃德·廷写道：“当一宗生意的价格上涨的时候，第一个问题可能不是‘我们该不该干？’而是‘根据现有的规章制度，我们能不能干？’”他所说的是银行业，但对很多其他行业同样适用。此外，在公司所得税、预扣赋税、社保税及其他捐税的征收上，政府把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簿记任务强加给了公司，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任务就像它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必须承担的那些任务一样繁重。因此，企业的选择既受到了政府的掣肘，也被政府搞得更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