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天知道，有一些这样的商业领域，在那里，一双紧盯快钱的火眼金睛占据着支配地位。有很多这样的商人，对他们来说，挣钱是判定业绩的唯一标准——以牺牲任何人的利益为代价挣钱。然而在今天，大多数重要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得不应付如此之多的、错综复杂的各种技术难题，不得不如此经常地记住他们跟雇员、政府、消费者和一般公众的联锁关系，不得不如此费劲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以有效的平衡维持复杂的综合运作上，以至于对那些受过专门训练、有着灵活头脑的人的需求越来越大。
商业正在吸收大量专业或半专业性质的功能。它雇佣大量的工程师。正如《执行行为》（Executive Action）一书的作者们所写的那样：“再也没有像‘工程师’这样的人，而是又大量专门化的工程师，他们的很多技能是不可互换的。”它雇佣统计学家、成本会计师、审计师、经济学家、质量控制专家、动作研究专家、安全工程师、医学总监、人事专家、劳动关系专家、培训主管、公共关系专家、广告专家、市场分析师、研究顾问、外贸顾问、律师、税务专家——这份清单还可以继续开列下去。
就拿现代公司图景中一个要素——研发——来说。在20世纪初，很少公司有它自己的研究实验室；即便是在1920年代这样的实验室迅速增加之后，一位老派的公司主管在被问到他的公司是否有研究部门的时候，他答道：“是的，我们有，但我们仅仅是把它当作装点门面的摆设来予以资助。”然而，即使在大萧条期间，实验室的增加依然在继续；到1947年，据总统科学资源委员会所发表的“斯蒂尔曼报告”估计，全国137,000名科学家和研究型工程师当中，有30,000人在为政府工作，50,000人在各大学工作，57,000人——比另外两组人都要多——在企业的研究实验室工作。
再看看这幅图景中的另一个因素：一家公司可能发现自己被种类广泛的责任所拖累，这些责任完全背离了传统的商业责任。沙隆·帕金斯在写到在委内瑞拉经营的美国石油公司时指出，每家公司不得不在每座油田附近建造一座新城镇，然后才能开张营业——那意味着“不得不为每个雇员提供房子，为他们的孩子提供教育，为全家提供医院和医疗服务，铺设街道，建造垃圾收集点、排污系统、能够买到食品（很多食品要亏本销售）的商店、供应电力的发电厂、供应纯净水的系统、洗衣店和制冰厂——甚至还有娱乐中心，包括棒球场、电影院、跳舞和打台球的俱乐部”，而且，“一家石油公司的地区主管在建起一个社区之后，还要负责管理这个文明的社会。”建造和管理这样的小镇，需要一大批有着多方面专业才能的专家。
被一家大公司雇用的各种不同的专家，在大多数情况下，无论如何都没有跟那些为其他雇主工作的同行们隔离开来。不，他们去参加“全国销售培训主管协会”、或“全国成本会计师协会”、或“美国公司秘书协会”的会议，在会上，他们交换关于各自领域进步的信息，获得新的观念。而且，当其中某个团体聚在一起的时候——比方说，当企业化学家在美国化学协会的会议上遇到政府化学家和大学化学家的时候——他们就在拓宽本专业知识领域上找到了共同点。我手里有一份最近一次关于航空健康问题会议的报告。这次会议由哈佛公共卫生学院（一家私立教学机构）操办，让四方八面的人聚到了一起，他们有：来自哈佛和其他机构的教授，来自海军、空军和美国公共卫生局的代表，以及来自航空公司、飞机制造公司和保险公司的代表。这种合作，全国各地每天都在发生。1945年，J·罗伯特·奥本海默博士在一个国会委员会面前说：“那些凑到一起的科学家们，他们的闲聊就是物理学的生命之血，我想，它也必定是所有其他科学分支的生命之血。”在人事专家、市场分析师和成本会计师那里也是如此，所有对本专业有真正兴趣的其他公司雇员也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