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他们忽视你，然后他们嘲笑你，接着他们打击你，最后你赢了。
——甘地
蚓养殖场
我敢肯定，在我9岁的时候，甘地一定不知道我是谁。同样，那时我也一定不认识他。但是如果甘地知道我的抱负，懂得我童年的梦想就是大量繁殖和出售蚯蚓来赚取大笔财富的话，他可能会用同样的话鼓励我，争取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蚯蚓经销商。
不幸的是，甘地并没有到我家来，给我明智的建议和智慧。相反，在我9岁生日那天，我告诉我的父母，希望他们开车载我到我家以北约1小时车程的苏诺玛县，去拜访那里的一个当时全国最大的蚯蚓经销商。他们并不知道，我正在暗谋成为他们最大的竞争对手。
我的父母花了33.45美元买了一盒保证装有100多条蚯蚓的烂泥。我记得在书上看到过，如果把一条蚯蚓截成两段，每段都会再重新长成一条新蚯蚓。这听起来真的很酷，但工作量似乎大了些，于是我想出了另外一个更好的办法：我在后院建造了一个“蚯蚓盒”，类似一个底部有很多铁丝网的沙盒，只是我没有填沙，而是放些泥巴在里面，然后在上面撒上那100多条蚯蚓，让它们自由地爬来爬去，繁殖后代。
每天，我都会把几个生鸡蛋的蛋黄倒在我的蚯蚓养殖场上面，我深信这样可以让蚯蚓繁殖得更快，因为我听说有些职业运动员会喝生鸡蛋当早餐。虽然我的父母不相信销售蚯蚓会给我带来我梦想的财富，但他们还是允许我每天继续用蛋黄喂养我的蚯蚓。我想，他们允许我这样做的唯一原因是，蛋黄的胆固醇含量很高，如果蚯蚓吃了蛋黄，就意味着我和我的弟弟们只能吃低胆固醇的蛋清了。我妈妈总是要确保我们不吃那些会让我们体内胆固醇过高的食物，我想可能是因为她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了一些让她整夜不得安宁的有关胆固醇的报道。
为期30天的生蛋黄营养大餐之后，我决定看看我的蚯蚓们有何进展。于是我挖开蚯蚓养殖场，查看是否已经有新的蚯蚓幼虫出生。不幸的是，我非但没有找到任何蚯蚓幼虫，更糟糕的是，连那些原有的蚯蚓也找不到了。我花了一个小时仔细检查我的“蚯蚓盒”里面的每一寸泥土，直到不得不相信所有的蚯蚓都不见了。它们显然是通过盒子底部的铁丝网逃走了，或者是被生蛋黄招引过来的小鸟给吃掉了。
我指望能迅速成长的蚯蚓帝国就此夭折了。作为掩饰，我告诉我的父母，当一个蚯蚓养殖场的主人是一件很无聊的事，但实际上，我觉得失败带给我的感觉很糟糕。如果爱迪生仍然在世的话，也许他可以到我家来，用他对失败的看法鼓励我：
我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摔了一跤。
——爱迪生
可能他一直在忙着其他的事情吧，因为就像甘地一样，爱迪生也从来没有到访过我家，也许，他们两个正忙着交往，才导致无法分身吧。
成长
我的父母从中国台湾移民到美国，进入伊利诺伊大学的研究所。在那里他们相爱，结婚。尽管我出生在伊利诺伊州，但是我对那里唯一的记忆就是从12英尺的跳板上跳下来抓萤火虫。早期的记忆总是很模糊的，但是我相信从跳板上跳落和抓萤火虫，一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记忆的拼接，因为一个两岁的小孩在半空中去抓一只萤火虫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当我5岁的时候，我父亲在加州找到了一份工作，所以我们全家迁到旧金山北边，金门大桥对面的马林县，住在卢卡斯山谷。我家距“太空漫游”牧场约有20分钟的车程。那里是因导演 《星球大战》 系列电影而驰名的乔治·卢卡斯居住并运作他电影事业的地方。
我的父母是典型的亚裔父母。爸爸是雪佛龙公司的化学工程师（译者注：后来从事与中国有关业务），我的妈妈是一位社会工作者（译者注：后来取得心理学博士学位，从事临床脑神经心理工作）。他们对我以及我的两个弟弟在学术方面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家培比我小两岁，而最小的弟弟家齐在我们搬到加州4年后出生。
住在马林的亚裔家庭并不多，于是我的父母设法与所有的10个亚裔家庭取得了联系。我们定期聚会，所有的家长和孩子们带拿手的料理菜来一起分享，然后一起休憩。餐后孩子们聚在一起看电视，大人们就在另一个房间里聊天，互相吹嘘炫耀自己孩子的成绩。这不过是亚洲文化的一部分：孩子们取得的成就是许多家长们标榜自己成功和地位的奖杯。我们是他们最终的计分卡。
有3类成就是亚裔父母们最为在意的。
第一类是学术上的成就：得高分，获奖励，或者公开表扬，取得优秀的大学入学会考（SAT）成绩或成为学校数学队的队员。最重要的是，你的孩子可以进入哪一所大学就读，而进哈佛是最享有盛誉的殊荣。
第二类是职业上的成就：成为一名医生或获得博士学位被看作是最高的成就，因为这意味着你可以从普通的“谢先生”变成受人尊敬的 “谢博士”或者“谢医生”。
第三类是乐器的掌握：几乎所有的亚裔孩子都被迫学习钢琴或小提琴，或两者兼而有之。在每次聚会的晚餐结束后，孩子们必须在所有的家长面前当众表演。这表面上是为了娱乐大家，实际上却是家长们互相评比孩子的一种方式。
就像其他亚裔父母一样，我的父母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对我相当严格，要求我在这3个领域都能出类拔萃。我每个星期只能看1个小时的电视，所有的课程成绩都要拿到“A”，我的初中和高中似乎是在不断的大学入学会考的模拟考试中度过的。大学入学会考其实是高中毕业申请大学时的一次标准测试，通常只在高中快结束的时候考一次。可是我父母在我六年级时就要我开始准备这个考试。
在初中时，我一共学习了4种不同的乐器：钢琴、小提琴、小喇叭和法国圆号。在校期间，周一到周五我每天要练习每种乐器各半个小时，周末的时候每种就要练习1个小时。暑假时，我每天也要每种乐器练习1个小时。我认为对于想要在暑假体验“假”那一部分内容的孩子们来说，这种要求应该被归类为一种残酷且不同寻常的惩罚手段。
通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找到了一个不影响我享受周末和暑假生活的好办法。早上6点，当我父母还在熟睡的时候，我就起床，然后到楼下的钢琴旁边（当然，实际上我不是去弹琴的），用一台录音机播出我先前已经录好的将近1个小时的钢琴曲段。之后，7点钟的时候，我会回到我的房间里，锁上门，继续用录音机播出一个小时的小提琴曲。这段时间，我就会悠然自得地阅读我喜欢的杂志 《男孩的生活》。
你可以想象，我的钢琴老师和小提琴老师在我每周上课的时候，多么地无法理解我为什么一点进步都没有。我想他们可能认为我是个禀赋迟钝的学生。从我的角度来看，我实在看不出学习所有这些乐器，能给我带来任何好处（希望我妈妈读到这里的时候不会抓狂，也许我应该把上钢琴和小提琴课所交的学费偿还给她）。
我的父母，尤其是我妈妈，对我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希望我可以学医或者拿个博士学位。他们认为正规教育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对我而言，把我人生的前25年都预先规划好，实在是太死板、太沉闷了。
我更感兴趣的是经营我自己的事业，并想出不同的方法赚钱。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的父母总是告诉我不要担心赚钱的事，这样我才可以专心学习功课。他们说愿意支付我所有的教育费用，直到我拿到医生或博士学位为止，还说会给我买任何我想要的衣服。他们很幸运，因为我从来不追求时尚，所以也没有要求太多时髦的衣服。
我总是幻想着我能赚很多钱，因为对我来说，金钱意味着以后我可以自由地去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在未来的某一天拥有属于自己的公司的创业想法也意味着，我可以按自己的方式过创造性的生活。
